核心提示：明朝除了明太祖、明成祖不识字的两个皇帝搞得比较好，明武宗、明英宗稍好些以外，其余的都不好。”发表这样的议论，与毛泽东当时对教育和文化界现状不满有关，但也不是随意借古喻今。

（毛泽东主席，资料图）

本文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013年8月28日，作者：陈晋，原题：《毛泽东说“秀才”》

1945年4月，毛泽东在七大上说：“你们看过《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三国》里有三个国家，每个国家都有知识分子，有高级的，有普通的，所谓穿八卦衣，拿鹅毛扇的就是知识分子，梁山泊没有吴用、公孙胜、萧让这些人就不行，当然没有别人也不行。无产阶级要翻身，劳苦大众要有知识分子，任何阶级都要有为他那个阶级服务的知识分子。……周公就是奴隶主的圣人，诸葛亮、刘伯温、《水浒传》上的吴用，都是封建社会[注: 封建社会是分封制定义的一种社会制度。这种制度下，国王向各类封建领主授予采邑，而封建领主向国王效忠，从而形成了一种金字塔式的国家治理结构。wWw.LSqn.Cn]的圣人。”

在毛泽东关于知识分子的言论中，这是比较生动的一段，从中可看出他对事业团队结构的一种认知，即必须“有高级的，有普通的”两类知识分子参与其间。前者通变时势，有大局胸怀，能够从宏观上参与决策，制定战略，实际上已进入事业的领导层；后者是专业性的，即从事文化教育、科学技术和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知识分子。对党内知识分子，毛泽东常以“秀才”称之。秀才也有大小之别。毛泽东在前面提到的梁山英雄集团中的军师吴用和善于模仿名人字体的书法家萧让，便分别是梁山上“高级的”大秀才和“普通的”小秀才的代表。

毛泽东对事业团队结构的这种认识，是从历史经验中得来的。所谓历史经验，一是中国传统经验，一是中共党史经验。

先说中国传统经验。

历史上的政治军事集团，大多拥有谋大局的大秀才，帮助集团核心人物作出深谋远虑或当机立断的决策。战国时魏、赵、楚、齐的“四君子”，实际上就是君王的“首席顾问”。这些大秀才为了更好地给君王提供政策咨询，大兴养士之风，甚至有数以千计的门客，多是各有专长的小秀才。最有意思的是《说唐》、《隋唐演义》描写的瓦岗寨集团的那个徐茂公，其原型李勣，真名徐懋功，本为英勇善战的将领，不知怎么一来，在民间却变成了摇鹅毛扇的大秀才。大概是瓦岗寨故事传播过程中，人们感到缺乏一位军师，便把他拿来充任，以后就定了型。传统文化对政治军事集团这种成员结构的期待和认同之深，由此可见一斑。

对事业团队这种成员结构的认同和期待，也反映在毛泽东的读史体会中。他1975年同身边工作人员议论《资治通鉴》时说：“秀才读书多，见识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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