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时曹魏集团的大秀才刘晔，有两件事很为毛泽东欣赏。1966年3月，他在杭州一个小型会议上讲：“曹操打过张鲁之后，应该打四川。刘晔、司马懿建议他打。刘晔是个大军师，很能看出问题。说刘备刚到四川，立足未稳。曹操不肯去，隔了几个星期，后悔了。曹操也有缺点，有时也优柔寡断。”曹操的后悔，说明集团核心人物的决策并非事事皆善，需和团队的建议形成互补关系。毛泽东欣赏刘晔的另一件事，是裴松之在《刘晔传》注里说的，魏明帝想伐蜀，朝臣皆曰不可，唯刘晔私下里表示支持，但又公开对人讲“不可伐”。有人把刘晔的表态告诉了魏明帝，魏明帝感到奇怪，就让刘晔来对质，刘晔看到有对质的人在，一言不发，等没有人时，便奏报魏明帝：攻打敌国，是大谋略，怎么能随便对人讲呢？发兵之前，最要紧的是保密，陛下已泄露机密，恐怕敌国已经知道了。魏明帝明白这个道理后说了一段话：“夫钓者中大鱼，则纵而随之，须可制而后牵，则无不得也。”读至此，毛泽东批注说，“放长线钓大鱼，出自刘晔”，还在《刘晔传》天头批注：“此传可以一阅。”

毛泽东读史，确也发过一些表面看来相反的议论。所谓“老粗办大事”，即是一例。他在1964年3月提出一个观点：“历史上当皇帝，有许多是知识分子，是没有出息的。隋炀帝就是一个会做文章、诗词的人。陈后主、李后主，都是能诗能赋的人。宋徽宗既能写诗，又能绘画。一些老粗能办大事情，成吉思汗[注: 元太祖-孛儿只斤·铁木真(1162—1227)，成吉思汗(Chinggis Khan)，庙号元太祖，孛儿只斤氏，名铁木真，蒙古族。]、刘邦、朱元璋。”读《明史》，他也有极而言之的感慨：“《明史》我看了最生气。明朝除了明太祖、明成祖不识字的两个皇帝搞得比较好，明武宗、明英宗稍好些以外，其余的都不好。”发表这样的议论，与毛泽东当时对教育和文化界现状不满有关，但也不是随意借古喻今，确实触及到一个规律性问题，即具有统帅之才的集团核心人物，并非只有秀才才行，一些读书不多的“老粗”，也可能会比秀才干得好。但老粗能成大事，恰恰不是因为排斥了秀才，而是重视和重用秀才，并自觉地和秀才们形成互补关系。毛泽东当然没有忽视这一点，所以他对刘邦和张良、朱元璋和刘伯温的关系称赞有加，还说刘备与诸葛亮的遇合，就像是鱼儿得了水。新中国成立初期，主政大西南的邓小平也说过类似的话，他告诫西南干部，离开知识分子不行，知识分子爱当军师，汉高祖有张良、萧何，明太祖有刘伯温。我们不能小看这个问题，丢了他们是办不好事情的。毛泽东对隋炀帝、陈后主、李后主、宋徽宗一干知识型帝王不感兴趣，主要是因为他们脱不掉小秀才的习性，虽肩负治理天下之责，但辨时势、习军政、治官吏，远没有比写诗绘画做文章来得更有兴趣，终不能成为大秀才。

秀才所以成其大，关键在大志向、大胸怀、大见识、大手段，他们重“本本”，但不搞“本本主义”，不把书本知识当“药罐子”，而是紧扣时代的需要来发挥作用，并勇于体验政治风浪，经受得住大起大落、大悲大患的惊吓。知识分子绝不会因为地位高了，权力大了，就会自然成为大秀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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