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于何种理由来建构这种模拟的*秩序？如果照文化一体论的解释,则这种现象表示帝国时代的文化模式为民间所遵循,而马丁和王斯福两位教授的解释却均与此相反。马丁认为,在离天和皇帝都很远的乡土,中国民间人们之所以效仿一种帝国的礼仪,正是因为正式的权威和公正为他们所不可及,因而他们创造出能够与自己交流的想象性的权威与公正。王斯福进一步指出,虽然民间专业的道教与其它信仰仪式大多源于一种古代帝国的宇宙观和秩序模型,但是到了民间它已成为一种相对之于真正帝国权威的“鬼魅秩序”（ｄｅｍｏｎｉｃｏｒｄｅｒ）和权威（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王斯福的问题是:如果说中国所有人民都共享一个历史认同的话,那么意味着他们信仰同一个历史秩序和*宇宙观。他认为,不少证据表明这一论点有问题:从民间对帝国权威的改造,我们可以发现同一种秩序可以变成不同的历史认同。换言之,民间是在用前世的帝国象征来隐含对现世的秩序的不满意。（ＳｔｅｐｈａｎＦｅｕｃｈｔ ｗａｎｇ，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Ｍｅｔａｐｈｏｒ,Ｍａｎ，１９９３,Ｖｏｌ．２８：３５-４９）。从如上的观察出发,似乎可以说,我所讲的“象征的秩序”就是乡民心目中的“象征性权力”,而正如马丁和王斯福所言,这种权力的基础在于一个虚拟的···中华帝国*模式。但是,如果说这个模式历史上曾经是一般百姓表述自己的实际需要和问题的媒介的话,那么我在一个充满现代化气息的当代情景中所见的仪式是否还是这个媒介？诚然,想用历史方法来改造社会人类学“结构分析法”的学者会说,随着时间的推66移象征的意义也当改变。由此,我想起近年一种十分流行的观点。一些*学者说,在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之间存在一条断裂的鸿沟。在传统社会中,帝国体制的存在依赖于其自身的权力与民间权力的分离,因而造成“天高皇帝远”的状况,为民间“小传统”的丰富想象力提供了生存的土壤。然而,这种情况对于现代社会可以说很难想象,因为现代社会中的国家权力已通过“公民权”（ｃｉｔｉｚｅｎｓｈｉｐ）的树立与传播构造出了一个“天低皇帝近”的社会,牢牢地监控着黎民百姓,使其生活脱离不了“国民主义”（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假使这个观点符合事实,我们就很难想象民间仪式的“象征性权力”了,因为照此推导下去,随着现代社会的成长,民间仪式的“象征性权力”应早已为新的“公民权”和“国民主义”理念所取代了。换言之,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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