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秘密社会中有无数的结社名目。鸦片战争前，黄爵滋在其所上《敬陈六事疏》中，曾列举过一些名目说： 

　　“以臣所闻，直隶、山东、山西之教匪；河南之捻匪；四川之蝈匪；江北之盐枭；江西、福建之担匪、刀匪及随地所有不著名目之棍匪、窃匪。”［（１）］ 

　　随着历史的进入近代，内外交困的社会向秘密社会驱赶着更多的群众，会党名目日益繁多，特别是沿海省分更为明显，咸丰三年任闽浙总督的王懿德曾概述福建一地的各种会党说： 

　　“闽省上下游会匪有红钱会、闹公会、小刀会、江湖会、红会、花会、烧纸、坐台、铁板令、草鞋令、过江龙各色名目，名异实同，纠连江西、福建诸匪，自道光２１年以来，上下朦饰，遂成厝火积薪之势。”［（２）］ 

　　及至光绪晚期，会党组织遍布全国，官方文献，屡有记载，如湖南之“会匪充斥”，湖北之“会匪开立山堂……纠结夥党，多者竟至数万”，安徽之“会匪啸聚成群”。聚众结盟的记载已俯拾皆是。蔡少卿教授曾统计：清末秘密结社的名目有二百多种。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秘密结社档案就有１５６个名目。实际上，中国近代秘密社会中秘密结社的名目远不止此。所有秘密结社在近代社会中都或多或少，或明或暗地留下了自己的踪迹。秘密结社的组织及其活动构成了中国近代秘密社会史的主要内容；但是，过去除了对个别影响大，声势广，啧啧人口的组织曾有一些专门著述和资料汇编外，对秘密社会中更多的组织及其活动却缺乏足够的个案研究。 

　　我所说的个案研究包括两方面的内容： 

　　一是对秘密结社本身的个案研究。从已有的成果看，研究者多侧重于对白莲教、天地会、哥老会等著名的大型结社，而对较小的地方性组织和某些著名结社的支脉派别则较少展开，即使对白莲教、天地会、哥老会等也偏于宏观性地概括，而对若干具体情节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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