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教佛教与清朝政府建立关系，可以追溯到满洲入关以前。清太宗崇德四年（1639）十月，皇太极派遣察汉喇嘛即察干格隆百敕书出使西藏。崇德七年（1642），五世达赖喇嘛所派遣的使者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抵逢盛京。这些活动说明藏传佛教与清朝政府已开始正式建立了密切的联系，随着形式的变化，清朝政府与藏传佛教的关系，变成了清朝政府与西藏黄教地方势力之间的关系（27）。清世祖顺治九年（1652），五世达赖喇嘛入北京，顺治皇帝招待他住在太和殿，为他修建西黄寺。达赖喇嘛返回西藏时，顺治皇帝还亲自为他饯行，授他金册、金印，封他为西天大善自在佛，领天下释教普通鄂济达赖喇嘛。清廷通过与黄教领袖的密切关系，以维持对西藏和蒙古的影响。康熙五十二年（1713）四月，康熙皇帝册封五世班禅呼图克图为班禅额尔德尼，并赐满、汉、藏文金册、金印，这是西藏历世班禅正式称为班禅额尔德尼的开始，同时标志着班禅额尔德尼转世系统已在宗教和*上取得了与达赖喇嘛转世系统平行的地位。

    清朝政府为怀柔西藏、蒙古，所以制定了扶持黄教的基本政策。但在优礼喇嘛之中又予以适度的裁抑。清太宗皇太极在位期间，满洲与黄教的关系，虽然日趋密切，但皇太极对荒唐喇嘛，并不曲庇。《清太宗文皇帝实录》有一段记载：

    上训众臣曰：喇嘛等口作讹言，假以供佛持素为名，奸*妇女，贪图财物，逆行恶道，披阳间索取人财帛牲畜，口称使人阴间无罪孽，其虚诞未有甚于此者。喇嘛等不过阳图财物，至于阴间执念尔之情面，逐免其罪孽也。今之喇嘛，皆为荒唐，不足以称喇嘛之名。蒙古轻信喇嘛，费用财物，忏悔罪过，令冥魂超生福地，扯布条受戒者，今后不许为之（28）。

    蒙古轻信喇嘛，浪费财物，扯布条受戒，都受到皇太极的禁止。康熙皇帝自幼就不迷信喇嘛，当他十岁时，曾有一喇嘛入朝，提起西方佛法，“朕即面关其谬，彼竟语塞，盖朕生来便厌闻此种也。”（29）近人每以信奉黄教，是近代蒙古族衰弱的主要原因，认为蒙古族的信奉黄教，又是明清两代有意所导致，图藉黄教的力量，变化蒙古族勇武的气质，实现其愚弱蒙古族的政策。其实，这种说法，实际是汉族本位文化的一种偏见，对黄教的评价，有失于公平，与明清史实，并不相合。近代蒙古的衰弱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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