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渗入军队，发展组织，图谋暴动，但却无明确的*目标。

　　武昌起义后，会党成员被各地军政府大量招入军队。他们在军队中有的仍按会党的系统进行活动，有的甚至发展组织，图谋暴动。这种情况在当时的湖北、湖南、福建、江西等省曾出现过。如民国元年正月鄂军十七标一营后队中的会党分子杨国标、刘德荣、陈孝贞、刘起胜等，在军队中组织“香山堂一百零八将会”，“秘密放飘，约期举事。”据报道“在刘德荣箱内搜出伪旗多面，伪印一颗，入会名册一本，飘布一大卷，上盖替天行道四字。”当时的鄂军第三区司令张廷辅对此事的处理极为严酷，不仅杨国标等被处死，队官李绍席亦因知情不报被一同镇压。（《香山堂百零八将流血记》，《神州日报》，民国元年正月十四。）在湖南“宁远八区永安墟会匪首姜云锦四处放票，胁迫平民入会，招集匪党数千人，聚则为匪，散则为民，大肆劫掠，迄无宁日。宁远、新田、桂阳、道州四属受害者不下数百家。”“元年十月曾遣其第四子更名混入都督府机关炮队充当正兵。”二年一月，匪首“带匪党数十人来省城探听军情，运动军队谋三次革命。”（《巨匪潜逸之戒严》，《神州日报》，民国二年二月二十八日。）在福建，驻汀州新军中也出现过洪江会的秘密组织。该组织联合宁化、汀州军队，“约定阳历新年起事”。并派王芝彬、王植生等“带有票布，来江西勾合军队、地痞同谋二次光复。”（《闽匪入赣谋乱纪略》，《神州日报》，民国二年二月二十二日。）

　　（6）借用政党名义，进行活动。

　　民国成立以后，各种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的*团体，如雨后春笋，于是有的地方的会党分子乃借用政党的名义进行活动。如泰兴的卞绍庭、石子卿等在泰兴组织自由党支部。成立后入党者逐渐增多，“于是变更自由党面目，改名龙虎自由党，又名大刀会，以均贫富为宗旨”。“凡前清债务无论多寡，一概取消。银租田每补五百文（该地租田向来须三、四元一亩、或五、六一亩不等），借钱利息限定一厘，结婚纯然自由，全无限制。其余种种行为大都类似。近日更明目张胆张贴告示，宣布章程，痞棍流氓趋之若鹜，近己增至三千名之多，以致该地祸乱迭生，人民不能安堵，凡稍有财产者皆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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