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如果说中法战争以前的反洋教运动具有反帝爱国的民族自卫性质的话，那末中法战争以后其性质是否有所变化呢？回答是肯定的。就是说，这个时期较大规模的反洋教斗争，带有一定的　“反清”性质。对此，1891年长江流域的反洋教起义和热河的反洋教起义，提供了多方面的证明：

　　其一，1891年反洋教起义的起因，固然主要是由于民教矛盾的激化而引起的，但阶级矛盾的激化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谭嗣同说：“获游民，先问其曾充营勇否，曾充营勇，即就地正法，而报上官曰：‘杀游勇若干人’。上官即遽以为功，……杀游勇之不足，又济之以杀‘会匪’。”(《仁学》卷下。)此即指长江流域的反洋教起义而言。他在这里透露了游勇与哥老会的关系。据时人称；当时长江沿岸的哥老会“半系军营遣撤弁勇”(《刘坤一遗集》，第381页。)。因为这些营勇被裁撤后，本无职业，“而桀骜成性，游手好闲，既不惯力勤耕作，又别无可以营生，遂至流为会匪”(《光绪朝东华录》，第2867页。)。毛泽东同志在谈到近代游民无产者的特点时，指出：“他们是人类生活中最不安定者。他们在各地都有秘密组织，如闽粤的‘三合会’，湘鄂黔蜀的‘哥老会’，直隶及东三省的‘在理会’，上海等处的‘青帮’，都曾经是他们的*和经济斗争的互助团体。”“这一批人很能勇敢奋斗，但有破坏性，如引导得法，可以变成一种革命力量。”(《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在当时来说，他们本来就对清朝当局有不满情绪，所以很容易走到反清的道路上去。在民教矛盾十分尖锐的情况下，清朝地方官吏又往往袒护教会，压制百姓，这就不但使民教矛盾激化，而且也使阶级矛盾进一步发展了。正如李秉衡以后所指出：“凡遇民教控案到官，教士必为间说，甚已多方恫吓。地方官恐以开衅取戾，每多迁就了结。曲直未能胥得其平，平民饮恨吞声，教民愈志得意满。久之，民气遏抑太甚，积不能忍，……”当时哥老会的反洋教揭帖，揭露“官府受贿，保护洋人”(《益闻录》，第13册，第200页。)，“把洋人当作祖先”(佐佐木正哉：《清末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