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我从未见过秘密会社自称为“党”的例子。庄的做法有其精当之处，但并没有理清既研究“秘密会社”又研究“秘密教派”所面临的更大的分类概念。这里，我们仅发现蔡的“秘密社会”和秦的“地下社会”试图正式建立这样一个新分类。这可能预示着好的前景（我怀疑蔡、秦二人从霍布斯瓦姆或埃里克·沃尔夫关于“下层社会”的讨论中得到了些灵感），但我不敢肯定这个概念有多大的发展前途。这种情况再次表明要严格地区分“公开”和“秘密”、“地下”和“主流”，或“正统”和“异端”的实际困难。我怀疑在社会实践中，这些界限永远不会那么清楚。
近来西方关于中国秘密社会史的研究
最后，我想介绍一点西方秘密社会史的研究情况。这主要是为我的中国同行服务的。另外，某些西方的研究对于解决中国学者间的分歧可能会有所贡献。
事实上，第一部研究中国秘密会社以及他们历史的著作是西方人写作的。从19世纪中叶起，在东南亚（那里的华人秘密会社非常有势力）服务的殖民官员，以及在华的外国传教士和记者就写作了一些有关秘密社会的著作和文章（具体的例子包括Blythe 1969年，Comber 1959年，Pickering 1878年，1879年，Schlegel 1866年，Ward和Stirling 1925年，Wylie 1853年，Wynne 1941年）。施列格1866年重要的著作的部分内容已有一个中译本，而且赫治清（以及其他的中国学者）在他的《天地会的起源研究》一书的第一章讨论了其他相关的西方著作。大部分早期著作和今天认为是专业研究的著作多少有所不同，它们多由殖民机构里的官员兼学者的人写作的，这些人往往还负责华人社区的警务。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们提供的材料在现在的历史学研究看来，和清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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