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责康有为已经堕落成为一个“利禄熏心、甘当奴隶、为一时之富贵甘冒万亿不韪而不辞的封建 侩”。年轻的民主革命家吴樾不仅畅言“反枝叶改革、倡非常改革”，更以谋炸出洋考府察五大臣来表明他与改良思想彻底决裂的精神，不惜牺牲了自己年轻的生命。另一个年轻的革命家邹容则着有《革命军》遗书，竭力赞扬“天赋人权，自由平等”的共和主义思想，主张“扫除千年种种之专制政体的积弊”。又一个年轻的革命家陈天华则以“壮夫跃海”的英雄行为，用年轻的生命敲了他的《惊世钟》，希望追随专制改良者们能够《猛回头》。
在这一场对保皇改良派的反击战中，民主革命派除掉揭穿了前*改良派。“彼之爱国，无非是爱专制政体”的本质，尤其批判了“君权不可侵犯”的君主专制法统，和旨在维护这一法统的封建礼教道统，指出“礼之耗人血、消人气不至死亡不止”的残酷专制本质。不仅有力地轰击了宋明以来意在维护君主专制统治的“理学基础”；而且为中国同盟会成立後革命与改良的那一场更加广泛和深入的大论战，铺垫了共和主义的思想基石；更为辛亥以後中国知识界发动那一场反复辟的思想文化革命，及其对孔孟思想文化体系中专制思想文化成份的批判和清算，埋下了历史的伏笔。
二、第二次大轮战。一九零五年底，面对着清政府诱改良以灭革命的阴险手段，和政冶改良派要君主立宪不要民主立宪的顽固立场，民主革命派早在《民报》创刊伊始，即指名道姓地指责康有为、梁启超是为满清政府制造“欲使吾民族诚心归化之立宪改良论”的祸水。
一九零六年初，梁启超在《新民业报》上先後发表“开明专制论”和“申论种族革命与*革命之得失”两篇长文，并将两文合刊出版，题名为《中国存亡之大问题》，对革命派展开全面反驳。一场大论战势在必发。梁启超主张改良和反对革命的重要论点，一是“中国人未有共和国民之资格”；二是“只能经过开明专制以移於立宪”；三是为“不至助长冲突”，只能“相率以要求立宪”，并“必须为彼所能行”，才是“唯一正当之手段”，“若为彼所不能行，则是宣战而非要求”；四是革命“只能导致流血、内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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