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以渐进因循的方式进行官制改革。官制改革是在清季政权危机日益严重的背景下展开的，改革的目的是为了消弥危机、维护统治，这就决定了官制改革的不彻底性、设官方式和内容的因循苟且性，这是清廷自身所无法克服的矛盾。因为，在文官设置方面，如果要使政权重新获得生命活力，那么它必须大量吸收“新人”，把体制外的人才融合到政府中来，做到“不拘一格降人材”。但是，清廷既无此气魄，也早已失去了最佳时机，不能通过重新调整官制达到凤凰涅ｐáｎ＠④或者脱胎换骨，反而发现自己的统治走到了尽头：“清政府终于发现它的种种改革正在失去控制——它愈改革，权威愈少；但它改革愈少，它要求保持正统地位的可能也愈小”［19］（P593），从而陷入难以自拔的困境。

　　晚清官制改革虽然没有挽救清王朝，但在改革中试图建立和形成的一套文官制度，仍有一定的意义和影响。

　　首先，晚清的设官分职是国家整个*体制包括文官制度的大变革、大调整，其规模、深度和广度为前代所无，反映了一种历史的必然。其次，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完善和扩大了国家职能。通过改总理衙门为外务部，加强了国家的对外职能；通过设立农工商部、学部、民政部、邮传部，以及裁撤旧衙门等措施，加强了国家对内的社会管理职能。再次，官制改革所试图建立的文官制度，促进了国家体制的近代化过程。仅就制度而言，自国会、内阁、司法、行政模式的初步建立，反映了与西方资本主义政体模式接轨的动机，相比于旧的封建体制，是一种进步；就人事而言，在官制改革中，民族资产阶级、留洋学生通过不同的方式，渗入到中央和地方政权中。如资政院的民选议员中，留学日本或到日本考察过的达24人之多，占总数的25.5％；在各部侍郎、部丞、参议及内阁属员中，从1906年厘定官制到清朝灭亡之前，新派人物开始占有一定比例，其中出国留过学或出洋考察过宪政等有留洋经历的人，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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