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风较为浮躁，缺少深入具体的实证性研究。这个问题大致有三种表现：一是对以往研究成果的忽视。有人喜欢动则自称填补空白，其实只是因不了解前人的研究成果而做了无谓的重复劳动。二是一些好辩之士故意标新立异。或为了快出“成果”而经常故意与人唱反调；或为了出“名”而专挑名人大家论战。三是寻题目做文章，甚至人为制造“假论题”。不是从最基础的研究工作做起，不熟悉基本的资料，不了解学术动态与趋势，找不到问题研究的切入点，而只是随意挑个题目拼凑成篇，结果所做只是时下颇为人所不齿的所谓“低水平重复劳动”。更有甚者，抓住前人的一些人所共知的明显错误的观点大肆辩驳，以为有新发现，其实所辩所驳只是毫无意义的“假论题”而已。导致学风浮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功利主义思想在作怪。史学研究是一门艰辛的学问，没有任何取巧的法门，只有扎扎实实去做实在的研究，才会有所贡献。
再次，高水平论著少见。与近代史研究的其他领域相比，清末新政的研究确实是个薄弱环节，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高水平论著不多，以往的研究成果与人们所认可的清末新政的地位是极不相称的。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一方面固然是因为这个课题的研究相对来说起步较晚；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较多的精力耗费在一些无谓的论辩和简单的重复劳动上，而较少实在的研究。
2.清末新政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都可以进一步拓展。
第一，从清政府的角度研究清末新政。较长时期以来，我们的史学研究对政府与上层社会有所忽视，对清末新政尤其是预备立宪的研究，只是作为辛亥革命的对立物提及。诚然，新政确实有对抗革命的一面，但也有不容忽视的其他因素。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是来自西方列强的压力，庚子年十二月十日（1901.1.29）清政府“新政”上谕的发布就是向西方列强表示一个政府开明而不顽固保守的态度，张之洞、刘坤一在商讨《变法三折》时也特别注意“新政”是要努力求得西方列强的同情理解。当然，无论是对抗革命还是缓解列强的压力，都只能是外部因素。那么，清末新政是否有来自清政府内部的动因，也即说，清政府自身是否有振作图强的意愿和行动呢？这个问题应该深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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