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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俄战争与清末立宪运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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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7-3-9 16:38:25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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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为了保住自己风雨飘摇的地位，不得不推行包括整饬吏治、改良刑法、编练新军、设立警政、奖励实业、废科举兴学堂等内容的所谓新政改革，这一改革是清王朝继洋务运动后所进行的第二次自救运动，其各项政策几乎无不是三年前戊戌维新的翻版。这表明清政府在内忧外患的逼迫下，不得不接受西方资产阶级各国近代化的做法，以求改善封建政权的统治机制。清廷的新政，产生了双重的社会效果，一方面，它使立宪派及开明人士看到了这个朝廷还有弃旧图新的兆头，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同它合作、共图改革事业的愿望及信心，以致出现了“自拳乱甫平，和局初定、朝廷下诏变法，锐意图新，各省志士皆各奋发精神，拭目而观新政”[77]的情况。另一方面，因新政改革多为细枝末节，并未触动根本，且清政府在实施过程中，又名不符实，敷衍泄沓，缺乏决心与诚意，这又引起了立宪派及国人的普遍不满。他们指责新政是“以貌不以心新，以浮不以实新，以外不以内新，以伪不以真新”[78]，“庚子以至于今，所变之法果何如，不过略改换一二名目以粉饰外观，至其内界之真精神则渺焉不见”[79]。有鉴于此，立宪派及朝野一些明达之士一致要求清政府将改革深入下去，除了吏治、军事、实业、教育等方面，还必须涉足*体制领域，变封建专制政体为君主立宪政体。当时《中外日报》有一篇文章，可以代表这类观点。该文说：“朝廷所当亟行者，……曰立宪法。宜当取东西各国已行之法择其善者而从之，斟酌会通，勒为成书，实力施行，务使上自皇室，下至庶民，皆范围于宪法之中，各有其不可逾越之故……而后变法自强，乃可得而言。使枝枝节节而为之，无当也，若玩岁愒日而为之，则是以至平和之药石治至险急之疹疾，吾未知其可矣”[80]。1901年后，梁启超、张謇、汤寿潜这批立宪派相继向朝廷提出立宪的建议，无不和新政的刺激启发有关，而统治阶级内部赵炳麟、李盛铎、盛宣怀、吕海寰等人，同时上疏请改宪政，也出于类似的原因。当然，1904年以前，立宪的呼声还较微弱，在朝野影响不大，只有到日俄战争后，这一呼声才汇成一股巨大的社会思潮，并推动中国的宪政改革，沿着官方的筹备立宪及民间的立宪运动两条轨道平行发展。没有新政的开端，我们很难设想会有后来立宪运动的壮阔场面。因此，新一政为立宪运动所提供的这个前提，似乎不应忽视。
综上所述，可以得知，日俄战争发生在中国社会内外危机深重、非*改革不足以图存的年代，由于历史的巧合，这次战争成了促发立宪运动的外部力量。立宪派受到战争的鼓舞，奋起为立宪方案的实现奔走呼号；清政府从战争中记取教训，经过百般曲折，最终同 << 上一页 [21] [22] [23] [24] [25] [26] [27]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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