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言：“天主设教何妄怪，著书直欲欺愚昧。”（万斯同《明乐府》）引人注目的是，这些以宣扬天主教义为终极目标的著作往往以“补儒”的面目出现，不同程度地与儒家思想发生种种联系。刘博士的大著正是抓住了这样一种联系，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向纵深拓展，展示思想史上一场空前激烈却不太为人所知的交锋。为了更好地说明此次交锋的复杂性，作者采取了点面结合的方法，在该书的主体部分（第二章至第五章）选取了儒学中的若干范畴（太极、理、性、仁''爱、孝''敬、天命、君子、圣人）、三个重要的儒学命题（万物一体、精气为魂、气化流行）以及三部传教著述（白晋的《古今敬天鉴》、马约瑟的《儒教实义》、利安当的《天儒印》）作为个案，全面而具体地检讨了传教士对儒家经典的应用与诠释的基本特点，作者搜集的材料非常充分，与前贤相比，所讨论的范围更广，层次也更深。
作者认为，正是通过对上述范畴、命题的诠释，传教士一方面使天学与儒学得以衔接，而另一方面由于其宗教立场，他们也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对儒学范畴与命题内涵的改变，其表现被作者概括为三种情形：一是“增加”，如“天”、“上帝”被赋予三位一体、全知全能、降生救赎等“超性”含义；二是“减少”，如太极、心、性、理的本体与本原的蕴涵一概被褫夺、否定；三是“中心转移”，如仁，原来是人际关系的伦理总纲，经传教士诠释之后，被代之以天（主）人关系的基本原则；再如谦，原来仅是诸德之一，经传教士诠释之后，成为基督徒的根本德行。该书在这几章探讨了上述内涵改变所必然伴随的对儒学原有义蕴的“悬隔”、“重描”、“淡化”、“曲解”等误读式处置现象，精彩纷呈，启人深思。
拜读刘著后我感触很深的一点是，在两种文化（特别是异质文化）初次接触的时候，误读可能是无法避免的，用自己熟悉的东西来解说自己不熟悉的东西乃是人之常情，也是文化交流史上常有的现象。比如佛教进入中国就曾经历过一个“格义佛学”的阶段，那是在耶稣会士来华前一千年的六朝时代，当时老庄哲学的变种———玄学盛行，以老庄为媒介来理解佛经成为一种时髦，“格义”之法大行其道。汤用彤先生在《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一书中对所谓“格义”作过极好的剖析和说明：“大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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