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唐代至清末，科举制对官僚*、教育模式、文学风尚等各方面都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进士在中国社会上具有崇高的地位。1903年，有位西方人士在《中国的三年大比》一文开头指出：“文学才能在中国享有最高的声誉，政府官员都选拔自受过教育的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这是读书人信奉的信条，在许多方面可以把它看成是柏拉图理想的哲学原则的注释。”[2](P372-375)确实，在古代社会，体现公平竞争精神的科举制有利于文化的传播和教育的推广，有利于稳定社会秩序、巩固集权统治，并且在相当范围内促进了社会阶层流动，是适应当时社会的一种考试选才制度，因此，当时一些学者也想当然地认为“终古必无废科目之虞”。[3](P69)但是，经历过鸦片战争的冲击和甲午战争的震动之后，中国社会面临着“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科举制的生存环境也起了重大的变化，遇到了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在越来越不适应变化了的社会*文化环境的情况下，科举制不得不进行变革。虽然在戊戌变法中改革科举的努力未能成功，但却为后来科举制的革废发出了先声。 

进入20世纪初，中国社会的变化愈加明显。1901年6月，梁启超在《过渡时代论》中说：“今日之中国，过渡时代之中国也。……中国自数千年以来，皆停顿时代也，而今则过渡时代也。……科举议变矣，而无新教育；元凶处刑矣，而无新人才；北京残破矣，而无新都城。数月以来，凡百举措，无论属于自动力者，属于他动力者，殆无一而非过渡时代也。”[4](P287-289)经历过庚子事变的刺激之后，慈禧太后等统治者痛定思痛，下决心将戊戌变法时提出来的多项改革措施加以实施。1901年8月29日，慈禧太后发布上谕，规定从次年开始，乡、会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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