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场试中国*、史事论五篇，二场试各国*、艺学策五篇，三场试《四书》义二篇、《五经》义一篇，“以上一切考试均不准用八股文程式，策论均应切实敷陈，不得仍前空衍剽窃。”[5](P1)废止八股文、采用与社会实际有关的问题为考试题目，这是清末科举制度方面的重大变动。随后有的西方人士便认为这“毫无疑问是科举考试制度中的一次革命”，“大概可以说，此次改革实际上是非常完全的”。[6](P67-72)这些规定在清末最后两科考试中都得到了遵守，在1904年的会试与殿试中也体现出考试内容改革的精神。
在清末学堂与科举的矛盾互动中，当时的执政者多认为科举阻碍了新式学堂的兴起，于是考虑采梁启超早先提出的“合科举于学校”的办法，逐渐以学堂来取代科举，各级学堂毕业生获得不同的科名。1903年3月，张之洞、袁世凯联合上《奏请递减科举折》，认为：“其患深切著名，足以为学校之的而阻碍之者，实莫甚于科举”，因此提出“俟万寿恩科后举行后，将各项考试取中之额，预计均分，按年递减。学政岁科试分两科减尽，乡会试分三科减尽”的办法。[7](P7-9)也就是将科场递减之科第名额，移作学堂取中之名额，使天下士子，舍学堂之一途别无进身之阶，如此一来，学堂才可以兴盛，人才方有希望出现。这虽是一个渐进的计划，但已将废科举提到了议事日程上来了。
1904年初是清朝的多事之秋。一方面，日俄战争正酣，辽东大地不断有战事传来。另一方面，设立主管全国教育行政的专门机构“学部”或“文部”的呼声越来越大，废科举的声浪也日甚一日。1904年1月13日，张百熙、荣庆、张之洞所奏《重定学堂章程折》连同《奏定学堂章程》一起公布，这是中国近代第一个实施的学制。与此同时公布的奏折还有他们三人所上《奏请递减科举注重学堂折》，在此奏折中，他们再次提出并拟定了递减科举的具体办法。而光绪皇帝的上谕也明确批准了他们的奏请：“著自丙午科为始，将乡会试中额及各省学额，按照所陈逐科递减，俟各省学堂一律办齐，确有成效，再将科举学额分别停止，以后均归学堂考取，届时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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