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出国期间，洪钧以敏锐的洞察力和缜密的思维，认真考察所驻各国的*、经济、文化等各方面情况，特别是通过对欧洲各国形势的研究分析，预测出欧洲必将爆发战争。他曾向清廷密报：“看中、欧形势而言，欧洲多事，则中国稍安。有见识者以为不出十年，将发生欧洲战事。”并察觉到“英国则常为局外之观”；“惟俄国则有并吞之志”；“法国则复仇为心”；“德国则惟日孜孜以秣马厉兵为事”；“俄、奥两国现在甚有违言调兵增戍”。因此，他建议国内应当抓紧时机“修明政事，讲究戒备”，“时不可失”。后来欧洲果然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证明洪钧的先见之明与预测之准确。 

洪钧在百忙之余，不忘学术，尤对史学情有独钟。在任使臣期间，在译员帮助下，充分利用国外著述和相关资料，在元史研究方面取得了令人称道的成就。他爬梳史料，补证史实，考订典籍，为元史研究开辟了一条崭新途径。经数年努力，撰就《元史译文证补》三十卷。此书奠定了他在中国史学史上的地位。在国外期间，他还创造性地改革中国电报字码，使之与国外大致统一，不仅便于彼此间的交往，而且为朝廷节省了巨额通讯费用。 

光绪十六年（1890年）回国后，洪钧晋升兵部左侍郎，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光绪十八年（1892年），发生帕米尔中俄争界案，洪钧遭到官员们的联名弹劾。先是，洪钧在国外曾以重金购买了一张俄制中俄边界地图，经校勘刻印后交给朝廷。此图将帕米尔地区许多卡哨画出中国国界，但由于洪钧和朝臣皆不谙外文，竟一直并未能察觉。而此图被别有用心的沙俄公使收集起来，作为两国边境争端的“证据”。此事固属俄人无赖，后经各国洋务大臣的极力排解，总算弄清事实。然而洪钧却难逃其咎，精神遭受沉重打击。在悔恨交加中抑郁成疾，于光绪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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