则给了他虚无为本之智、因循为用之术。它们体现在作为政务文件的奏疏摺片中,便带有各自不同的特征。大体说来,它们依次代表着曾国藩*生涯的三个阶段。其中尤为显著的事例,莫过于同治九年的天津教案。曾国藩奉旨接手办案,上有朝廷之高压,下有崇厚之播弄,外有洋人之要挟,内有病躯之折磨,最后只好抱定无可无不可、做得怎样算怎样、舆论是非任听之的心态,将本案委屈了结。这便是黄老因循为用的思想支配所致。行文至此,已涉及下一个论题,容俟后论。
(文章来源:《湘潭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0年05期)
[1]清史稿·礼志[M].中华书局.
[2]朱孔彰.中兴将帅别传[M].岳麓书社,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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