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晚年日益精细稳重，自述有“三不轻奏”之准则，即不轻奏谣传之言，不轻奏未定之事，不轻奏预计之说。待事情办有成效，这才轻松一奏，不但进退裕如，更显得从容不迫。如同治七年九月初二日《奏陈新造轮船及上海机器局筹办情形摺》，将咸丰十一年创议办船，七八年来安庆、上海办厂造械造船，建成中国第一艘机器轮船，并已聘请洋人翻译科技书籍诸事，平平淡淡叙来，却对办事之艰难绝口不提，而将轮船之大小、性能、时速，机器局之规模、设施，译书之名目、数量，一一细述，对此项建设的重大意义，只用“中国自强之道或基于此”十字一笔点出。九月十七日上谕，却对此给予了高度赞扬：

　　中国试造轮船，事属创始，曾国藩独能不动声色，从容集事，将中国第一号轮船造成。据称坚致灵便，可涉重洋，此后渐推渐精，即可续造暗轮大舰，并陈制器设厂及添建译馆各情形，足见能任事者，举重若轻，深堪嘉尚[8](P6094)。这表明，曾国藩的奏疏艺术，已经臻于炉火纯青，与前期之锋芒毕露、志在必得、无所顾忌、不留后路相比，显然有高下之别。

　　作为一种*工具，奏疏直接关系到军政大员的*作风、*前途乃至*生命。历朝历代有作为的*家，无不注重对奏疏艺术的追求。作为学术研究者，我们则可以而且应该重视对奏疏的研究，从中分析历史事件的因果脉络，考察作奏者的*作风、*作为与*命运。

通过以上论述，我们可以看出，程朱理学给曾国藩赋予了光明磊落之气，正人正己之志，申韩之说给了他公明严峻之威、刚正不屈之概，黄老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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