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P4)，文宗这才罢休，但仍以长篇朱谕斥其“迂儒欠通”、“语涉过激，未能持平”，“仅见偏端，拘执太甚”[3](P17,18)。曾国藩虽意在“尽忠报国”[4](P212)，但究其思想渊源，仍在理学。据其自述，此疏“大致似孙文定《三习一弊疏》”[5](P84)。孙文定即孙嘉淦，乾隆朝理学家，以忠直敢言著称。高宗即位，孙氏上疏，批评其“耳习于所闻则喜谀而恶直”，“目习于所见则喜柔而恶刚”，“心习于所是则喜从而恶违”，三习既成，自生“喜小人而恶君子”之弊，且认为“治乱之机，转于君子小人之进退；进退之机，握于人君一心之敬肆”，而“天德王道，举不外于此”[6](P561-563)。通篇弥漫着浓厚的理学气味。而曾国藩也同样要求文宗在即位之初，敬心修德，切实省察，一如理学们徒之正身克己，则显然过于书生之气。他本人事后反省，也自责“学道未深，过伤激直”[5](P79)。
至于《条陈日讲事宜疏》，更是不厌其烦地推售其理学政教观，观“为政之道，莫备于真德秀《衍义》、邱ｊùｎ＠④《衍义补》二书”一句，即可一目了然。
二 中期奏疏：激切、倔强
中期是指咸丰二年至七年(1852-1857)曾国藩在省办团、出省作战的那五六年。
咸丰二年六月，曾母去世，曾国藩在典试江西乡试的途中得知讣音，奏报开缺，回籍守孝。回乡之初，曾国藩坚决拒绝了县城官绅的一再请求，不肯过问团练局“训练武艺催收捐项”之事。这便是典型的京官气派与儒者故态。稍后，因为太平军在洞庭南北形成燎原之势，各地贫民纷纷响应，清廷诏谕曾国藩“帮办本省团练，搜查土匪。”两度兼署兵部侍郎的曾国藩，至此幡然改悟，奉旨出山，立行勒捐之政、酷杀之威。他抱定“火烈民畏，乃今日救时之良剂”之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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