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十八日，曾国藩致书湘系同党刘蓉，对此大发牢骚，说“毛羽不丰，岂足高飞”[5](P1005)，但同时所作之《复陈防蜀缓急摺》，则虚与委蛇，一方面托词所悉数进攻景德镇，行将得手，不当舍近图远，一方面又说即使遵谕前往上游，也只能驻扎宜昌。这种半推半拖的态度，便与从前一再抗命的强硬作风有了很大的不同。接着，他又费尽心思，想出绝妙主意，在六月二十二日上《调张运兰会剿宝庆片》：“窃思防蜀之行，原系防湖南之贼也，倘能于湖南协办痛歼，岂不事半功倍？现在大股贼围宝庆……臣拟檄调张运兰等一军四千人，先行驰赴宝庆，并力会剿……如贼果入川，再行酌量调齐萧启江、张运兰两军，督用处蜀防剿。”七月二十五日，曾国藩就入川之事第三次复奏，说江西虽已无贼，湘、粤、皖敌布在四境，不可全无守兵，其用意仍是为拖延赴川制造理由。九月十二日，他又乘安徽危急之机，制造借口，奏请回军援皖；十月十七日，他正式提出三路图皖之策，顺理成章地自任一路。为摆脱西上川蜀、客军虚寄、仰食于人、疲于奔命的厄运，曾国藩绞尽脑汗、与朝廷百计周旋，观此数月之奏，可谓以柔克刚。
咸丰十年八月，英法侵略军进逼北京，咸丰帝飞诏外援，着曾国藩即令鲍超率部“兼程前进，克日赴京，交胜保调遣”，且预先叮嘱“勿得借词延宕，坐视君国之难”[8](P1239)。曾国藩于八月二十六日接旨，竟然拖延十日之久，这才上奏了一件《奏请带兵北上以靖夷氛摺》：
窃计自徽州至京，五千余里，步队趱程，须三个月乃可赶到，而逆夷去都城仅数十里，安危之几，想不出八九两月之内。鲍超若于十一月抵京，殊恐缓不济急。若逆夷凶顽，犹豫相持，果至数月之久，则楚军入援，岂可仅以鲍超应诏？应恳天恩于臣与胡林翼二人中，饬派一人带兵北上，冀效尺寸之劳，稍雪敷天之愤。非敢谓臣与胡林翼二人遂能陷阵冲锋、杀敌致果也，特以受恩最深，任事已久，目前可带湘鄂之勇，途次可索齐豫之饷，呼应较灵，集事较速……惟臣若蒙钦派北上，则当与左宗棠同行，皖南暂不能进兵，只能退守江西境内；胡林翼若蒙钦派北上，则当与李续宜同行，皖北暂不能进兵，只能退守湖北境内……这真是一篇妙不可言的杰作，处处暗藏机锋：始谓缓不济急，继称呼应不灵，三曰请旨择人，四曰尚未救北，先已失南。而摺谕路途往返之际，城下之盟果然已成定局，北上之事便这样不了了之。为了保存派系实力（鲍军为湘系头号劲旅，一经交由满族权贵胜保调遣，势必有去无回），为了占据战局优势（鄂皖战况看好，有望扩大战果，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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