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最能反映倔强负气特征的，莫过于咸丰七年六月初六日之《沥陈办事艰难仍吁恳在籍守制摺》：一曰“虽居兵部堂官之位，而事权反不如提镇”；二曰“身非地方大吏，州县未必奉行，百姓亦终难见信”，三曰“前后所奉援鄂援皖、筹备船炮、肃清江面诸谕，皆系接奉廷寄，未经明降谕旨，外间时有机议，或谓臣系自请出征，不应支领官饷；或谓臣未奉明诏，不应称‘钦差’字样；或谓臣曾经革职，不应专摺奏事”。通篇文词皆为怨天尤人，诉说委屈，摺尾更是公然以要官要权相要挟：

　　以臣细察今日局势，非位任巡抚，有察吏之权者，决不能以治军。纵能治军，决不能兼及筹饷。臣处客寄虚悬之位，又无圆通济变之才，恐终不免于贻误大局。自从曾国藩在二月十二日以父丧为由擅离军营，径回本籍，清廷已多次颁旨，催令迅返江西，但所予之职，仍是“署理兵部侍郎”的空头支票。曾国藩怄气五年，至此干脆负气不出，这才在六月六日连上二摺，一是奏请开缺，不要虚名，二是要“位任巡抚”，要掌实权，如不遂愿，便在籍终制，坚不出山。面对曾国藩如此强硬要挟，清廷极为不满，索性准其开缺，在籍守孝，但又指令说，如江西紧急，仍当即赴军营，不得再行渎请。曾国藩要挟不成，因此在九月九日复奏，再次负气对抗，称“自问本非有为之才，所处又非有为之地”，“自后不轻具摺奏事，前在江西尚有一二经手未完事件，拟即函致江西抚臣耆龄，请其代奏”。如此态度，大有与朝廷一刀两断，与官场分道扬镳之势。

　　三　后期奏疏：绵里藏针、缜密老到、平淡质实

　　咸丰八年五月，清廷以湖北巡抚胡林翼、湖南巡抚骆秉璋等人之保奏，谕令曾国藩夺情出山，率部援浙。半年来，曾国落深刻反省了近年的所作所为，幡然悔悟，弃申韩而归黄老，知其雄，守其雌，致虚极，守静笃，因此奉旨即行，观其《恭报起程日程摺》，平实沉稳，无丝毫讨价还价之意。从此，曾国藩后期奏疏便日趋于老成练达。

　　咸丰九年五月，清廷命曾国藩即日率部入川援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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