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丰六年六月十二日，客军虚悬的曾国藩又以一封措词严厉的奏章，参革了掌握当地行政大权但对他支持不力的江西巡抚陈启迈、按察使恽光宸，而陈启迈还是与曾国藩同乡、同年、同官翰苑的多年旧识。

　　曾国藩此期奏疏之倔强，最显著的体现，是在咸丰三年抗旨拒援鄂皖与咸丰七年伸手要官要权二事之上。

　　咸丰三年秋冬，太平军进攻湖北，省城危急，清廷于十月初迭下谕旨，急命曾国藩火速赴援。可是曾国藩二十四日复奏，以敌军下窜、船炮未备为由，不肯奉旨，而且辩白：“未敢因谕旨严催，稍事拘泥。”十一月，太平军进逼安徽省会庐州，上谕急令曾国藩赴援解围。二十六日，曾国藩再次抗命，说“船、炮、水勇三者皆非一月所能办就”，“事势所在，关系甚重，有不能草草一出者”。咸丰帝览奏大怒，亲笔批曰：

　　现在安省待援甚急，若必偏执己见，则太觉迟缓。朕如汝尚能激发天良，故特命汝赴援，以济燃眉。今观汝奏，直以数省军务，一身克当，试问汝之才力能平？否乎？平时漫自矜诩，以为无出已之右者，乃至临事，果能尽符其言甚好，若稍涉张皇，岂不贻笑于天下？着设法赶紧赴援，能早一步，即得一步之益。汝能自担重任，迥非畏葸者比。言既出诸汝口，必须尽如所言，办与朕看[3](P33)。曾国藩奉到如此严刻之旨，乃于十二月二十一日负气顶奏，一曰兴办战船，“昼夜催赶，尚不迟缓”；二曰自湘至皖，沿途阻兵，“何能遽行扫清，直抵安徽？”三曰“论目前之*，则庐州为燃眉之急；论天下之大局，则武昌为必争之地”，“臣之才力固不能胜，臣之见解并不及此，此系吴文ｒóｎｇ＠⑥、骆秉璋、江忠源三臣之议论”；四曰“成败利钝，一无可恃，皇上若遽责臣以成效，则臣惶悚无地。与其将来毫无功绩，受大言欺君之罪，不如此时据实陈明，受表葸不前之罪”。通观此摺，处处皆涉于顶撞、冒犯，“我皇上尚有未尽知者”一句，尤为大胆，上引四说，也都是反驳强辩之词。咸丰览奏，只好让步抚慰，还说“汝之心可质天日，非独朕知。”[3](P34)当时，担任湖广总督与安徽巡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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