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老哲学提倡不争，此疏自属柔弱，但毕竟是在争是非、争利权，结果当然是得失各半：江西牙厘，曾、沈平分，沈奏开缺，却得温诏慰留，而曾国藩反受人指责，不仅理学师友倭仁致函劝诲，而且乡邦士论颇有微词，旧交中因此有功其“宜加谦退，无涉宣露”者[5](P4935)。此后，曾国藩便以平淡质实作为最高目标。他为曾国荃选定批注的奏疏范本《鸣原堂论文》，便是反复申论此意，如“奏议以明白显豁、人人易晓为要，奏疏总以明显为要。时文家有典浅显三字诀，奏疏能备此三字，则尽善矣。”[6](P495,533)

　　同治五年，曾国藩剿捻欠效，一时御史弹劾，廷旨训斥，几无宁日，全不顾及功臣体面。在这种情况下，曾国藩连请病假，为开缺谢职预留地步，十月十三日，上奏《病难速痊请开各缺仍留军中效力摺》：

　　……似此病躯，久膺重任，断无不偾事之理。再四筹思，不得不仰恳圣慈，请开各缺，安心调理。惟臣受恩深重，有不敢遽请离营者。人臣事君之义，有所长所短，皆可直陈于圣主之前：

　　臣不善骑马，未能身临前敌，亲自督陈。又行军过于迟钝，十余年来，但知结硬寨、打呆仗，从未用一奇谋、施一方略制敌于意计之外。此臣之所短也。臣昔于诸将来谒，无不立时接见，谆谆训诲，上劝忠勤以报国，下戒骚扰以保民。别后则寄书告诫，颇有师弟督课之象，其余银米子药，搬运远近，亦必计算时日，妥为代谋，从不诳以虚语。各将士谅臣苦衷，颇有家人父子之情。此臣昔日之徽长也。臣病势日重，惮于见客，即见亦不能多言，岂复能殷殷教诲？不以亲笔信函答诸将者已年余矣，近则代拟之信稿亦难核改，稍长之公牍皆难细阅。是臣昔日之长者，今已尽失其长；而用兵拙钝，剿粤匪或尚可幸胜，剿捻实大不相宜，昔之所短，今则愈形其短。

　　明知必误大局而犯贪恋权位，讳饰而不恳直陈，是欺君也，明知湘淮各军相信颇深而必遽求离营，不顾军心之涣散，是负恩也。臣不敢欺饰于大廷，亦不忍负疚于隐微，惟有吁恳天恩，准开协办大学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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