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三十年，清宣宗卒，遗诏“无庸郊配、庙fù＠①”，谓“若世世率行无已，益滋后人疵议，此不能不示限制也”[1](P2508)。郊配即郊祀天地时，以先王配亨，庙fù＠①是新近故去的帝王＠①祭于列祖列宗，属于封建王朝的基本惯例。文宗即位，命王大臣会同九卿科道合计上奏。在这个问题上，曾国藩作为礼部侍郎第一次展示了他不同凡响的*见解。据郭沛霖《日知堂笔记》载：“于是执政倡为臣子不敢议君父之说，谓郊配庙fù＠①宜悉依旧制，谋定而后集九卿翰詹科道于内务府，以奏稿示之，诸臣多不敢公然示异。就中礼部侍郎曾国藩……不肯画诺……既又令其另奏，于是异议者纷起……诸摺各抒已见，而国藩所奏尤为剀切详明……上依内阁议，仍遵大行皇帝以郊配庙fù＠①，余摺俱发还，独褒国藩之摺，以为‘颇有是处’。”（注：《近代稗海》第11册。）曾国藩之所以敢于公然示异，不肯画诺，便是基于他以礼为本的理学思想，其《遵议大礼疏》所论三条，一曰“坛＠②规模，尺寸有定，增之不能，改之不可”。大行皇帝虑及后人妄自增删，故预为限制，以身作则，臣子不敢不从；二曰“古来祀典，兴废不常”。大行皇帝担心后世罢其配位，故预先防备，此亦臣子不敢违者；其三则为实质所在：“我朝以孝闻天下，而遗命在所尤重。”“若不遵行，则与我朝家法不符”，因此更不敢违（注：本文所引曾氏奏文，皆出自岳麓书社1994年版《曾国藩全集·奏稿》，以下不再一一注明。）。如此剀切陈词，确有些冒犯天威。所以说，以心修身，还只能算是一种人生哲学，而以礼治国，则是一种*哲学。惟其如此，它才显得有些戆直。所以它虽得朱谕称许，但就是不予采纳，因为它不切实际，不便操作。

　　至于咸丰元年之《敬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直陈文宗看似具有敬慎、好古与虚静三种圣德，实则滋长了琐碎、文饰与自矜三种流弊，并且举出种种具体人事加以论证指实。文宗览奏大怒，“ｚｕó＠③其摺于地，立召见军机大臣，欲罪之”，幸得左右大臣叩头求情，且以“主圣臣直”“愚戆”为其开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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