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三年春，江西巡抚沈葆桢为争夺江西厘金，与曾国藩撒破脸面，公开决裂。面对自己一手提拔的亲信部属的这种背叛行为，曾国藩强压怒火，在三月十二日上奏了一份最能体现他刚柔相济作风的《沈葆桢截留江西牙厘不当仍请由臣照旧经收充饷摺》：

　　此次截留牙厘，不能不缕陈而力争者，实因微臣统兵太多，月需额饷五十余万。前此江西厘金稍旺，合各处入款，约可发饷六成，今年则仅发四成，而江西抚臣所统各军均发至八成以上。臣军欠饷十六七个月不等，而江西各军欠饷不及五月……无论何人处臣之地，势不得不出于此也……往昔庚申之春，和春、张国ｌｉáｎｇ＠⑦大军合围，功败垂成，彼时围师比今日多二万人，饷项存营者尚数十万，徒以迟延未发，尚为军士借口，全局决裂，况今日需饷奇绌，朝不谋夕，安得不争江西之厘，以慰军士之心？

　　……臣尝细铎《会曲事例》，大抵吏事应由抚臣主政，兵事应由督臣主政。就江西饷项论之，丁漕应归沈葆桢主政，以其与吏事相附丽也；厘金应归臣处主政，以其与兵事相附丽也……臣忝督两江，又绾兵符，凡江西土地所出之财，臣皆得奏明提用。即丁、漕、洋税三者，一一分提济用，亦不为过。何况厘金奏定之款，尤为分内应筹之饷，不得目为“协饷”，更不得称为“隔省代谋”！如江西以臣为代谋之客，则何处是臣应筹饷之地！

　　臣又闻同僚交际之道，不外二端：曰分，曰情。巡抚应归总督节制，见诸《会典》，载诸坐名《敕书》。臣又曾奉特旨节制江西巡抚，臣以才力不逮，再三恳辞。特旨之节制，一时之异数，臣得而辞之；《会典》《敕书》之节制，数百年之成宪，臣不得而辞，沈葆桢亦不得而违，分也。军事危急之际，同寅患难相恤，无有相济，情也。沈葆桢于臣处军饷，论分论情，皆应和衷熟商……此次截留厘金，亦并未函商、咨商一次，不知臣有何事开罪而不肯一与商酌？

　　……臣返躬内省，则自觉对沈葆桢而无愧，即讯诸大廷、质诸鬼神而无惭，而沈葆桢专尚客气，不顾情理，实有令人难堪者，臣亦不复能隐忍不言矣。此摺自居柔弱之地，以诉委屈、述苦衷立言，用意则在挞伐沈葆桢之违情悖分，并且附呈他写给沈葆桢的函、咨各二件，更是以自己宽厚仁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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