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三，救灾措施的不得力。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救治灾荒的功能主要是由政府来承担的，近代社会仍然如此。关于中国传统社会中的灾荒救治措施，我们在此不拟赘述。（注：参见前揭邓云特《中国救荒史》及乔志强主编《中国近代社会史》（人民出版社1991年）的有关章节。）从我们所接触的有关史料来看，历届政府对绥远的灾荒虽然都采取了一系列的救治措施，但是，由于近代以来全国局势的混乱、统治者对社会调控能力的下降，以及绥远作为边远地区的特殊情况，使得由政府执行的这一职能的社会效果十分微弱。 

　　首先是备荒措施方面。仓储是传统社会中备荒的重要措施，绥远地区由于地处边外，设治较晚，在这方面的建设是很少的。以前常平仓在救治灾荒方面的应急作用是相当明显的。〔19〕近代以来，由于清政府财政拮据，加之各级官吏的因循苟且，仓谷的亏空成为普遍现象，绥远地区也是如此。道光十七年（1837年），张集馨任朔平知府，查出所属宁远厅通判锡纶亏空仓谷4万多石。继任的通判外号“齐搂儿”， 目不识丁，专以钻营取巧为能，在萨拉齐厅任上因贪污被山西巡抚昇寅参革；继而经多方周旋，复任宁远厅通判，“旧过不悛，性情凶暴”；上任后，视常平仓为其侵蚀之渊薮，将本应征收米谷入仓的制度改折征银，以方便其挪用，使常平仓失去了备荒的作用。常平仓的亏空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州县（厅）官的廉洁与否，但整体来看，这种现象的出现是近代以来清政府*上腐败的产物，是和封建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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