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至于清，邱景雍民国《连江县志》卷34《杂录》和《罗源县志》卷28则载：“鳌江上受五邑之水，每*雨泛溢，尾闾难泄，沟灌穴，城市在巨浸中，既霁犹然。……距今百余年，港道淤浅，数倍于前”，罗源的蕃薯“明季邑始有之，以为点茶之品，今则切丝为粮，功不下五谷，又为酒为饴为干为粉，迩来栽种千百倍于前，缺收则以为荒”。1981年《宁德县地名录》也载：“霍童溪自古是屏、周两县木材、毛竹、土产等运输要道”，霍童山“是少草木的童山”。盖至清代出于市场之需，这些地方大批森林被砍，丘陵山地广种蕃薯，水土流失已经严重。

    福安开山种茶，“山园俱有”，尤以桂香山之坦洋“产茶美且多，有武夷之风，外邦称为小武夷是也”（注：光绪《福安县志》卷7、4。）。由于到处开山种茶，植被深受破坏，水旱灾害频繁，也在城关周围、三十都、茜洋、垣洋各地相继发生“山崩压屋伤人”、“山石夜行”、“山崩地陷”等事件（注：《福安县志》卷37。）。

    霞浦也受粮荒之所苦，到处开山种薯，“清初食薯少，今民间食米十之二，食薯十之八，……几于无人不种＠(17)”（注：徐友梧《霞浦县志》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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