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些奏折中，人们不仅谈到了如何消除满汉界限的问题，对于满汉乃至蒙古民族之间内在的联系和一体性，也有所揭示和强调。如满人御史贵秀就曾指出：“时至今日，竞言合群保种矣，中国之利害满与汉共焉者也。夫同舟共济，吴越尚且一家，况满汉共戴一君主，共为此国民，衣服同制，文字同形，言语同声，所异者不过满人有旗分无省分，汉人有省分无旗分耳。”（20）举人董芳三在其“和种”之策中更强调，满蒙汉不过是同山诸峰、同水异流的关系：“盖亚洲之有黄种，若满洲，若汉人，洪荒虽难记载，族类殖等本支。如山之一系列峰也，水之同源异派也，禾之连根歧穗也，本之合株散枝也。一而数，数而一，既由分而合，讵能合而为分也”。（21）这种既看到差别，更见及联系的观点，实在是很明智的。 

与此相一致，以恒钧、乌泽声等一批满族留日学生为主，还在日本东京创办了《大同报》，不久，又在北京创办了性质相同的《北京大同日报》（22）。专门以提倡“满汉人民平等、统合满、汉、蒙、回、藏为一大国民”、尤其注重“满汉融和”为宗旨，并将民族问题与立宪*紧密结合起来。他们认为，满汉问题之所以出现，是由于“满汉不平等而已”，即*、经济、军事、法律上都不平等之故，而归根结底又是君主专制独栽造成的恶果。因此，要想根本解决民族问题，就必须改革*，实行君主立宪政体，开设国会（23）。这些满族留学生与前述上奏的官员主要面对朝廷不同，他们主要面对各族留学生和知识分子，冀望于改变国内民族相争的观念,提倡“五族大同”。在该刊第3号上，他们曾登载64个“本社名誉赞成员姓名”，其中满人约占80%，也有汉、回、土尔扈特族人参加（如杨度、汪康年、土尔扈特郡王等）。表明其“融合满汉”的主张，已赢得了一定范围的支持者，尤其得到了满族各阶层人士的广泛支持。 

同时，他们还认识到并强调，中国各民族具有共同的利益关系、命运和责任，特别是满汉两族，关系更为密切，责任更为重大：“国兴则同受其福，国亡则俱蒙其祸，利害相共，祸福相倚，断无利于此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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