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守其哲学方法论的汉学家的义理之学越来越向史学靠拢,甚至混淆了义理之学与义理之学的历史,也就是混淆了哲学与哲学史的区别。考证出“道”的本义为一个人提着脑袋在走并不能增进人们对“道”的形上理解;考证出“士”的本义为斧头、“儒”的本义为巫祝也不能充分解释古代知识分子强烈的入世关怀。中国哲学史上的许多概念在语源学与历史学角度都有林林种种的解释,但这并不能替代、也不能决定从思想史角度对它们进行的阐释。研究思想史、哲学史可以有很多道路,并行而不悖,殊途而同归,若拘泥于一种方法、一种框架,无异于作茧自缚。戴氏或无意于开辟以语言学方法研究哲学史的道路,但在中国哲学发展史却留下了深深的印记,其成败得失,值得今人借鉴。
(文章来源:《江海学刊》2001年第4期)
[1] 顾炎武:《顾亭林诗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73页。
[2] 戴震:《戴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183页。
[3] 戴震:《戴震集》,第189页。
[4] 戴震:《戴震集》,第1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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