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由故训以明理义”逻辑上蕴涵着“言”能尽“意”，哲学之道的建立完全可以通过语言分析来完成，即通过训诂学来实现义理之学的建构。这实际上混淆了训诂系统与义理系统的相互独立性。“道可道，非常道”一方面意味着哲学之道需要一种独特的表达方式；另一方面，它还意味着，哲学就是要“说”那些用一般语言所不能“说”的东西，去“思”那些一般思维所不能“思”的东西。哲学就是要对那些不可“思”“议”的东西有所“思”、有所“议”。惟其如此，对于一般人来说，哲学是“胡”言“乱”语、“胡”思“乱”想。从根本上说，这是由于哲学语言与训诂学所面对的语言有本质的差别，分属不同的系统。方东树说：“盖义理有时实有在语言文字之外者。故孟子曰：‘以意逆志，不以文害辞，辞害意也。’汉学家专泥训诂，如高子说《诗》，所以多不可通。（如惠氏《古义》、臧氏《杂记》，及近时诸家新说。）故宋儒义理，原未歧训诂为二而废之。有时废之者，乃政是求义理之真，而去其谬妄穿凿，迂曲不可信者耳。”[17]虽然方东树有偏袒宋儒的意图，但实事求是地讲，他对义理系统与训诂系统之间的区别、对哲学语言特点的把握上的确高于汉学家。
最后，“由故训以明理义”在哲学史中客观上导致了哲学向史学的靠拢，哲学的创立逐渐演变成为哲学史研究，尤其是以语言学为方法的哲学史的研究。这一方法使得思想与历史材料的关系被严格地限定在以文字训诂明孔孟义理的框架内，即使有志于思想的清代学者也不能不在这两方面都受到严格限制。一方面，所欲明之义理必须是孔孟之理；另一方面，明理的途径必须是训诂。这样，乾嘉学者所进行的义理之学的创立在戴震之后实质上是以考据为中心的哲学史研究。这在本世纪初仍有影响，傅斯年接受了戴震以来的由训诂以明义理的哲学方法论思想，用历史语言的方法研究中国思想史。他说：“思想不能离开语言，故思想必为语言所支配，一思想之来源与演变，固受甚多人事事件的影响，亦甚受语法之影响。思想愈抽象者，此情形愈明显。” [18]傅斯年著《性命古训辨证》，实际就是要用语学的观点来分析性、命等概念范畴的渊源。
因此，我们不难发现，戴震以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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