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戴震哲学方法论的断裂，以此为界限，戴震的哲学思想可以分为前后两期。戴震早期在哲学上仍然遵循宋儒“摆脱训诂，直寻义理”的方法，其代表作为《法象论》、《读孟子论性》、《读易系辞论性》、《原善》三篇；戴震后期则以经学方法论取代哲学方法论，力图以考据学方法建立新的哲学，其代表作为《原善》三卷、《孟子字义疏证》。尽管他的哲学方法论有着前后期的分野，但其哲学宗旨却是一贯的，那就是要去“私”、去“蔽”，达到“仁且智”的境界。从思想内容来看，戴震的基本哲学思想在其前期的《读易系辞论性》中已经确立，王国维在《国朝汉学派戴阮二家之哲学说》中对此有精辟的见解：“戴氏之学说，详于《原善》及《孟子字义疏证》，然其说之系统，具于《读易系辞论性》一篇。”[6]
宋儒黄震曾指出宋明理学的方法论特征：“自本朝讲明理学，脱出诂训。”[7]在戴震的前期的哲学著作中，戴震沿袭了宋儒这种“摆落训诂，直寻义理”的方法。这也与他早年承认汉儒制数之学与宋儒义理之学各有其合理性有关。在《题惠定宇先生授经图》一文中，戴震强调义理之学与故训之学的紧密关系，即义理之学必须建立在对经典的实证分析的基础之上，否则不能成立。他强调的是故训之学的哲学方法论意义。
根据段玉裁记载，戴震晚年，义理之学在他那里居于核心地位，义理之学是“轿中人”，考据之学是“轿夫”；考据之学对于义理之学来说只具有方法论上的意义。章学诚在《书朱陆篇后》中也客观地记述了戴氏晚年对义理与考据关系的看法：“余于训诂、声韵、天象、地理四者，如肩舆之隶也。余所明道，则乘舆之大人也。当世号为通人，仅堪与余舆隶通温寒耳。”[8]段玉裁是戴氏的得意弟子；章学诚是戴氏的最大论敌。他们对戴氏的记述大体相同，我们可以把他们的这些记述看作戴震在哲学方法论上的“晚年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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