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尽言，言不克尽意。学者深思自得，渐近其区，不深思自得，斯草秽于畦而茅塞其陆。其失者，即目未睹渊泉所导，手未披枝肄所歧者也。” [4]这也是戴震从治经的角度来评论汉儒和宋儒的，很多学者把戴震在此文中所说的“得失中判”与《与方希原书》中的“汉儒得其制数，失其义理；宋儒得其义理，失其制数。”等同起来，其实不然。此文中，戴震并未就汉儒与宋儒分别评价，而是通论他们的得失，他们的“得”在于“取义远，资理闳”；他们的“失”在于“目未睹渊源所导，手未披枝肄所歧”。由此可见，戴震此时认为汉儒对制数的研究中同样蕴涵着对“理”、对“义”的诉求，汉儒与宋儒对经学的研究都指向义理，指向经中之“道”，但都未达到对“道”的完全把握。
然而，戴震在乾隆三十年乙酉（1759年）《题惠定宇先生授经图》中对义理与考据关系的看法有了重大变化，他说：“言者辄曰：有汉儒经学，有宋儒经学，一主于故训，一主于理义。此诚震之大不解也者。……彼歧故训、理义二之，是故训非以明理义，而故训胡为；理义不存乎典章制度，势必流入异学曲说而不自知。”[5]在这里，戴震反对的是把汉经学与宋经学的差别看成是“故训”与“理义”的差别，这与他在《与方希原书》中以“制数”与“义理”区别汉儒经学与宋儒经学有所不同，戴震找到了沟通“制数”与“义理”的方法，即以“故训”沟通“制数”与“义理”，因为义理就蕴涵在典章制度中，而了解典章制度就必须以训诂为手段。这样，戴震就确立了自己的义理之学的方法论，也就是他“由故训以明理义”的哲学方法论。
乾嘉以降，这一方法一般表述为“由训诂以明义理”，意思一样，在本文中，我们还是遵循戴震的原始表述。从此，戴震把他的经学方法论与哲学方法论统一起来，这也意味着戴震对宋儒义理之学的拒斥。在戴震并未提出自己的哲学方法论之前，他仍然沿用宋儒义理之学的方法论。因此，从这个角度讲，《题惠定宇先生授经图》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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