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学书》中说：“仆自少时家贫，不获亲师，闻圣人之中有孔子者，定六经示后之人，求其一经，启而读之，茫茫然无觉，寻思之久，计于心曰：‘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词也，所以成词者字也。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必有渐。’求所谓字，考诸篆书，得许氏《说文解字》，三年知其节目，渐睹古圣人制作本始。又疑许氏于故训未能尽，从友人假《十三经注疏》读之，则知一字之义，当贯群经、本六书，然后为定。”[2]由此可见，戴震在其十分年轻的时候就确立了自己的经学研究方法，这一方法论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由字通词，由词通道。”二是“一字之义，当贯群经本六书，然后为定。”前者侧重于由个别细节的理解上升到整体的理解；后者侧重于由整体的理解指导个别细节的理解。二者结合在一起，实际上就是围绕经典本文的解释的循环，戴震后来经学方法论大致不出这一范围，更为重要的是，戴震对义理与考据关系的看法也往往随着他更重视哪一方面而有所变化。
戴震在乾隆二十年乙亥（1755年）《与方希原书》中对汉儒与宋儒的经学予以评价：“古今学问之途，其大致有三：或事于理义，或事于制数，或事于文章。事于文章者，等而末者也。……圣人之道，在《六经》。汉儒得其制数，失其义理；宋儒得其义理，失其制数。”[3]戴震分别评论了汉儒与宋儒的得失，在这里，他还是承认宋儒对经典中形而上的义理之学的宏扬，也承认汉儒在制数方面的成就，所谓“制数”，在戴震那里主要指的是经典中形而下的典章制度，也就是训诂、考据的对象，有时也可以指*据或考核。实际上，此时的戴震把汉经学（主要指东汉经学）与考据学等同起来；把宋经学与义理之学等同起来，义理之学也就是现在所说的哲学。他所要强调的是汉、宋经学不可偏废，而且要相互沟通，显然，戴震此时已经感到有沟通义理与考据的必要了，但他还没有从方法上解决这一问题。
同年，戴震在《与姚孝廉姬传书》中又说：“先儒之学，如汉郑氏、宋程子张子朱子，其为书至详博，然犹得失中判。其得者，取义远，资理闳，书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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