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乾嘉时代的学术界中，哲学无疑是个冷门，性与天道，鲜有问津。虽然戴震对这些很感兴趣，大谈理欲之辨，可当时没有多少学者与他共同讨论这些问题，那些抱残守缺的宋明理学信奉者早被学术界看作边缘人物，其理论水平也难与戴震争锋，有趣的是，倒是一些文人在那儿喋喋不休、说长论短。所谓汉宋之争，也并非汉学家与理学家围绕某些具体哲学问题进行争论，更多的是后人门户斗争的结果。当时学术界中的核心问题之一是如何处理义理之学与考据之学之间的关系，这是当时学术界有意识地探讨的一个问题，作为一个哲学家、经学考据大师，戴震不得不考虑这个问题，对这个问题的不断思索也不断地影响他的义理之学的创造，从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哲学方法论，即“由故训以明理义”。戴震的哲学方法论对清代汉学家哲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甚至波及近世的哲学研究方式。

一、戴震哲学方法论的确立

清代经学是以考据学的形态出现的。顾炎武说：“愚以为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以至诸子百家之书，亦莫不然。”^[1]盖流风所及，戴震早年论解经方法有类于顾氏，他在《与是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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