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字义疏证》从形式上看更象一部字典，实际上是讲概念范畴的，上卷专门解说理，中卷解说天道、性，下卷解说才、道、仁义礼智、诚、权。他在每个范畴标题下都标明了条数，以此说明这是采取了考据学的方法，这也是他在书名中用“疏证”的用意所在。在中国哲学史上，以范畴为核心来阐释哲学思想并非是戴震首创，南宋朱熹弟子陈淳的《北溪字义》已开先河，此书上卷阐释了命、性、心、情、才、志、意、仁义礼智、忠信、忠恕、一贯、诚敬、恭敬；下卷阐释了道、理、德、太极、皇极、中和、中庸、礼乐、经权、义利、鬼神、佛老。不过此书的目的在于阐释、推广朱熹的理学思想，其思维方式与宋儒无异。戴震的《孟子字义疏证》则是以实证分析的方法来阐释其哲学思想，而非宋儒主观体证、形上体悟的方法。虽然孟子字义疏证所提到的范畴都是宋儒提到过的，但戴震以新的方法将其重新概念化，赋予新的内涵，重新概念化的过程正是科学革命(包括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标志，许多学者依照戴震的这一典范继续进行哲学研究，较有影响的有焦循的《论语通释》、阮元的《性命古训》、陈澧的《汉儒通义》、黄以周的《经义比训》，刘师培的《理学字义通释》、傅斯年的《性命古训辨证》。他们都是以训诂考据为工具建构自己的哲学思想，大大地推进了中国古代哲学概念范畴意识的发展。吴派领袖惠栋曾作《易微言》，其方法、体例皆与《孟子字义疏证》同，但其影响远远不如后者，而且其所论范围也仅仅局限于易学，钱穆称“当时吴派学者实欲以此夺宋儒讲义理之传统，松崖初发其绪而未竟。”^[12]可谓知言。从这个意义上说，戴震确立了清代汉学家哲学研究的典范。

冯友兰在谈到清代汉学家哲学时说：“汉学家之义理之学，表面上虽为反道学，而实则系一部分道学之继续发展也。”^[13]冯友兰的分析是相当缜密的，但他以宋明理学的概念范畴来分析汉学家哲学，自然而然把汉学家哲学纳入宋明理学的系统之中，从而过分强调了汉学家的义理之学与宋明理学之间的一致性。新的研究方法会导致新的学术领域的诞生，新的哲学方法论也就意味着新的哲学的诞生。如果说宋代经学的发展是由义理之学推动的，那么，清代汉学家哲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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