则是由经学考据学推动的。宋明理学是用佛道的理论框架来重新审视儒家经典，注重的是主观体证，可谓“以我观物”；清代汉学家对儒家经典注重客观分析，可谓“以物观物”。总之，戴震的哲学方法论思想标志着清代中期哲学的重要转向之一，奠定了清代汉学家哲学的典范，使得概念范畴意识得到充分发展。这一方法论思想决定了清代汉学家哲学既不是宋明理学“道问学”一途的简单发展，也不是沿着宋明理学的理路继续前进。
三、戴震哲学方法论在中国哲学史上的消极影响
由于戴震把义理之学的建立完全当作通过考据学的方法“发现”原典中的“真理”的过程，因此，“由诂训以明理义”成了建立哲学体系的不二法门，这就不可避免地走向另一极端，即对任何其他哲学方法论都予以排斥，从而暴露出许多缺欠。
首先，戴震否认了哲学方法论的多样性。章学诚对戴震的哲学方法论有过简洁而深刻的评价：“其（指戴震，笔者按）自尊所业，以谓学者不究于此，无由闻道。不知训诂名物，亦一端耳。古人学于文辞，求于义理，不由其说，如韩、欧、程、张诸儒，竟不许以闻道，则亦过矣。”[14]通过对经典进行实证分析来建立哲学体系固然不失为一方法，但客观分析毕竟不能取代主观理解与体悟，本体体验与诗意的思不可能通过理智的客观分析来完成，宋儒“摆落训诂,直寻义理”的高明之处就在这里。义理之学的建立，固然要有一定的学术基础，但它并不以学术为前提条件，换言之，义理系统并不以知识系统来维系其有效性。但在中国传统思想中，特别是在汉代经学传统形成以后，为了使自己的哲学具有权威性，哲学家大多要用典籍、事实等作为其理论根据，批判其他哲学家的最有力的武器便是经典的解释权，谁掌握了解释权，谁就掌握了“真理”。戴震把“由古训以明理义”当作建立哲学体系的唯一方法也正是这一思维方式的产物，他想在哲学方法论上一举推翻宋明理学，因而走向了极端，这是不可取的。平心而论，宋明理学虽有别先秦，然无愧于先秦；虽暗引佛老，然不逊于佛老。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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