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炎武倡导以经学代替理学、由训诂以明义理，开一代风气，其主要目的在于反对明末以来的空疏学风。顾炎武批评明末士人游谈无根，使得学术界一反明末空疏学风，脚踏实地地做学问，这个“根”仿佛就是训诂考据，实际并非那么简单，它至少有这样两层意思，一是思想要有学术根柢，二是思想要根源于现实问题。顾炎武虽然不专门阐发其义理思想，但其训诂考据之学中无不贯穿了他对现实的关注。他本人也没有以考据方法去建立一门义理之学，当时考据之学与义理之学之间的张力也并不突出；乾嘉时期，考据之风大盛，使得两者之间的张力凸显，成为学术界的核心问题之一。戴震最终以考据学方法来建立义理之学，从哲学史的角度说，主要是解决义理与考据关系的问题，迎接考据学家的挑战。

“由故训以明理义”是清代中期哲学的重要转向之一，它与宋儒“摆落训诂，直寻义理”的哲学方法论正好相反，这意味着哲学的创立由对经典主观的体证转向客观的分析。宋儒在依据原典创立哲学体系过程中，并非把儒家经典当作一客观的对象，而是把它们当作一活生生的存在，正是在这一涌动的生命之流中，宋儒去体悟、去证明他们“自家体贴出来”的义理之学。

朱熹是宋儒中最具知识主义倾向的哲学家，朱熹在文献考证、辨伪、校勘学方面有巨大的建树，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朱熹重视训诂、文献考证及有关学科。实际上，朱熹视文字、音韵为治经之末，无碍大局。他说：“字画音韵，是经中浅事，故先茹得其大者，多不留意。”^[9]文献考证，在朱熹看来是末流工夫，甚至被他排斥在读书求知格物穷理之外。考证对于他来说，充其量不过是一个业余爱好，他说：“若论为学，考证已是末流，……却且收拾身心向里做些工夫。”^[10]又说：“读书玩理外，考证又是一种工夫，所得无几,而费力不少。向来偶自好之，固是一病，然亦不可谓无助。”^[11]这说明，在朱子学术系统中，训诂、考证几乎没有什么地位，若有地位，也只是服务于义理，因此，朱子把考证放在义理允许的范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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