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作者与解读者之间历史间距的存在不仅无法取消而且是必要的，这样才使得经典成为开放的文本，为读者提供了无穷的阐释空间，随着这一距离的不断加大，经典的原旨也日益融入解读者的理解当中；再加上人文科学同自然科学在研究对象的性质方面有所不同，解读者与解读者之间存在的分歧不象自然科学领域中的分歧那样，最终会有统一的标准，它一般没有泾渭分明的判断标准，从而使得各解读者在对待文本原旨上的意见很难在纯粹学术领域得到统一，得到统一“答案”往往要诉诸于“一学术”的*手段，在对待作为官方意识形态思想资源的儒家经典问题上尤其如此。现代的研究已经表明，在科研活动中，对现象的观察对材料的收集分析等不可能是完全客观的，总是要带有自己先入之见，这种先入之见不仅不可避免的，而且也是必要的。因此，用训诂考据的方法来揭示经典中的“真理”，其出发点就带有理想主义的色彩，对经典的研究不可能达到“十分之见”、完全客观，只能是尽量接近经典的原旨。方东树说：“若谓义理即在古经训诂，不当歧而为二；本训诂以求古经，古经明，而我心同然之义理以明。此确论也。然训诂不得义理之真，致误解古经，实多有之。若不以义理为之主，则彼所谓训诂者，安可恃以无差谬也！诸儒释经解字，纷纭百端。吾无论其他，即以郑氏、许氏言之，其乖违失真者已多矣，而况其下焉者乎！总而言之，主义理者，断无有舍经废训诂之事；主训诂者，实不能皆当于义理。”^[16]无论从训诂之学本身的局限性来看，还是从当代哲学解释学的角度看，方东树的批评还是有独到之处的，尽管他是一个抱残守缺的理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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