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震所提出的“由故训以明理义”则是明确主张把义理系统建立在对经典的客观分析基础上，即建立在训诂考据的基础上。戴震以训诂为工具，对重要的哲学概念范畴加以分疏，尽力挖掘这些概念范畴在经典中的原始意义，也就是他所说的要寻求经典中的“至道”，他坚信，通过训诂方法，完全可以求得“十分之见”。百分之百地理解经典是不可能的事情，但自顾炎武以来，学术界充满了这一自信，相信原典中包含了所有真理，相信通过考据学的方法能够发现它们，戴震也正是带着这种自信把经学方法论运用到义理之学的创作中。因此，在戴震看来，宋儒对经典的阐释融入了太多的主观见解，这不仅是多余的，而且是有害的，对经典进行完全客观的实证分析是建立义理之学的必由之路。

戴震“由故训以明理义”的哲学方法论不仅引起清代中期哲学的一个转向，而且还建立了清代汉学家哲学的典范，从而推动了中国哲学史上概念范畴意识的发展。建立新的典范的人都具有两个特征：一是在具体研究方面，他的空前的成就对以后的学者起着示范作用；一是他在该学术领域之内留下许多工作让后人接着做，从而逐渐形成新的研究传统。考据学思潮虽然酝酿已久，但是，自顾炎武提出“经学即理学”后，经学考证才开始发生革命性变革，从而奠定了清代学术的大局，从这个意义上讲，清代学术的范式是由顾炎武确立的，顾炎武的经学研究方法由戴震继承下来，即成为“由字通词，由词通道”的经学方法论，从经学史的角度看，戴震与顾炎武是一致的。但是，从哲学史的角度讲，戴震与顾炎武的思想还是有距离的。顾炎武反对脱离经学讲义理之学，反对脱离典章制度讲性与天道，以经学代理学的背后实际上是要以朴学代理学，取消义理之学的独立性。戴震虽然强调训诂、考据对义理之学的基础性和工具性价值，但从来没有想取消义理之学的独立地位，而且，突出义理之学的优先性是他一贯的学术宗旨，《孟子字义疏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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