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是在*上，他们大多反对封建专制而向慕民主制度，有的还积极投身于反清革命斗争的实践。其次，其对传统文化的继承，亦非主固守一切旧文化，而是有所批判和取舍，尤注重其中有关民族爱国主义、个人道德修养和民主思想等“真国学”的发掘，而对那些体现封建专制文化的“君学”则公开表示鄙弃。第三，国粹派对当时思想界群趋“西化”的风气虽甚表忧虑，却决无“排斥西学”的主观意图，相反，章太炎、邓实、刘师培等都为输入西方近代的社会*学说做过不少工作，在他们所理解的“国粹”中，事实上已夹杂着不少西学的成份。如果将它的文化主张与“五四”以后的各派文化保守主义相比较，便可发现，后者的不少观念都可在这里找到它的雏形。当然，作为中国近代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初期形态，国粹主义的文化理论和实践都还处于比较粗疏和不成熟的状态，其对传统文化价值的发掘和释义，有不少地方仍失之牵强，尚未形成具有清晰框架和严密论证的文化保守主义理论体系。
自民国建立到“五四”时期，现代文化保守主义的演变出现了一种新的格局，一时思潮起伏，流派迭兴。特别是新文化运动期间，国故派、学衡派、东方文化派等纷纷聚集于文化保守主义旗下，为维护民族文化传统和反对“西化”提出了种种主张，并在哲学、文学、史学、教育等领域展开了一系列相关的学术活动。
其中，国故派的代表刘师培、黄侃、黄节等皆晚清国粹派之旧班底，不过已失去了往日反清革命时的生气，学术上日趋于偏重考据的国故研究，在文化理论方面则无多建树，加之刘师培*上的声名狼藉，故在思想界实际影响并不大。
学衡派则是以欧美留学归国知识分子为主而形成的一个学术群体，核心人物为吴宓、梅光迪、胡先骕、汤用彤等。他们以1922年创刊的《学衡》杂志为学术阵地，打出“昌明国粹，融化新知”的旗号，一方面继承晚清国粹派的某些论学宗旨，一方面引入西方学者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以一种特有的中西合璧式保守情怀，看待并从事现代学术文化的构建。这一派的活动持续时间虽较长，但因其主要精力很快就转向了比较专门的学术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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