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否论》,同样也表现出这样一种文化回归的倾向。这一现象,正有助于我们理解何以刘、章等人在*上一度接受激进的无政府主义之时,文化上却依然不改其国粹主义的保守立场之故。
从整个文化保守主义的演变过程看,虽然这二个因素的影响力度会因各时期形势的变化而有所不同,但却是一直存在的。这就表明,文化保守主义在近代中国始终是作为西力东渐和“西化”的对应物而出现的。
在对近现代文化保守主义的探源中,不少学者都把康有为作为其最早的代表人物,这是可商榷的。康有为的文化观,在倡导儒学并表露出某种世界主义倾向等方面,固然与后来的文化保守主义有相近处,但如从其产生的背景和实际作用看,却并不具有该思潮的典型特征。这是因为,其儒学观在十九世纪后期的思想界首先是以激进的儒学革新者,而不是以保守的姿态出现的,目的在于模仿西方文化的格局,将儒学改造成西方式的宗教,故就其当时的实际作用而言,对传统儒学的破坏实大于保守的意义。二十世纪以后,随着历史的推进,康有为守旧说不变,其文化观的保守一面始有所凸显,但与整个近现代文化保守主义的主流却仍隔着相当的距离,与主张维护君主制度的*保守势力却在不断靠拢,对孔学也始终缺乏自觉的清理批判意识而只求将其神圣化,以致很快成为一个在思想界失去影响的过时者。故在我看来,依据前述近现代文化保守主义的理论特征,中国最早具有近代意义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应以辛亥革命时期的国粹主义为代表。
国粹主义是二十世纪初年国内兴起的一股学术文化思潮,代表人物为章太炎、邓实、黄节、刘师培、陈去病、马叙伦等一批具有近代民主意识的知识分子,他们的文化主张,反映了当时知识界对民族文化深层危机日趋严重的某种自觉。面对席卷而来的“西化”浪潮,国粹派诸子深恐国人将失去民族精神的凭藉,因而希望通过民族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激发民族自信心,抵御外来侵略而“保国保种”。由于这些人大多受过西方近代学术思想不同程度的浸润,其所倡导的“保存国粹”,尽管仍流露出对传统文化的浓厚依恋感,但在文化建设的取向上,已表现出明显的近代意识。首先,其对传统的尊重,并不意味着对旧体制的拥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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