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今文经学及其建立孔教之说，（注：见欧阳哲生《中国近代文化流派之比较》，《中州学刊》1991年第6期。 ）也有的将其上溯到洋务派的“中体西用”观，（注：见何晓明《近代中国文化保守主义述论》，《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5期。 ）甚至还有把近代早期的封建正统派直到“五四”以后的新儒家同作为“文化传统主义”思想脉络在各时期的不同表现形式而加以综论的。（注：见罗福惠《概论近代以来我国文化传统主义的演化》，《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87年第6期。）这些不同的说法， 表明各家对近代文化保守主义的界定标准尚存在着分歧。因此，在讨论中国近代的文化保守主义之前，自应先对其略作说明。
我们认为，近代文化保守主义的“近代”两字，按照我国学术界的通常用法，一般包含着两层涵义：一是时段概念，即指自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或1949年建国的这一历史阶段；一是社会形态概念，即指封建社会结构遭破坏而进入资本主义或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期。而在考察近代文化保守主义时，对于后一概念的把握显然更为关键。广义地说，文化保守主义的观念或思想，各个时代都可能有，尤其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历史文化极为悠久的国家，文化保守主义更有着十分深厚的社会基础和传统。儒学的创始人孔子就是一个十足的文化保守主义者，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末期，他不仅主张“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还为保存和传播古代文化遗产作了大量工作。其流风所被，使后代的儒者对于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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