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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中国近代史上的文化保守主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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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7-3-9 17:12:24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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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ris, 1834—1896）便都指责资本主义“功利文化丑恶、非人的种种影响——工人退化成为机器而没有表达自身的自由；所有事物的卑鄙地商业化——包括宗教与艺术；自然美的破坏与艺术的猥琐化，他们攻击现代都市的种种病态、贫病、丑恶与无情。对他们而言，所有的现代文明都根殖于自私、个人主义的放纵与物质主义之中”。（注：艾恺：《民初时代的文化守成论者：在世界史视野上的中国反现代化思潮》，见前引本第1067页。）法国的蒲鲁东（Proudhon, 1809—1856）、俄国的巴枯宁（Bakame, 1814 —1876）和克鲁泡特金（Kropotnine, 1842—1921）也从无政府主义的角度对现实作了否定。在此风气的鼓荡下，一些国内学者开始对中国效法西方资本社会的改革前景表示疑虑。如刘师培在受到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影响后，便认为：西方立宪共和之国制定法律的议员，“不为贵族，即为资本家，故所定法律，名曰公平，实则贵族资本家咸受法律之保护，而平民则受法律之蹂躏。”所谓议员选举，皆贿赂公行，全靠财力运动，毫无公正可言。而“振兴实业，名曰富国，然富民愈众，全国之民悉陷于困穷之境，则实业之结果不过为＠（原字月加竣右）削贫民计耳”，结果只是加剧了贫富两极分化。因而，除非将来实行无政府主义，若处有政府之世，为人民幸福计，连西方物质文明亦有不如无。“至于西人之*，一无可采”，“若欧美日本之制果推行于中国，则多数人民失其幸福及自由，其陷于困难必较今日为大苦。”（注：何震、刘师培：《论种族革命与无政府革命之得失》，《天义报》第六、七期，见《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卷二下，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954—956页。）在这种情形下，还不如按照托尔斯泰的主张，回到中国农业社会去。章太炎在1908年发表的《代议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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