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观念并生的,近代以来,欧洲各国都出现过它的身影。在亚洲,这种以“反对西化”为主要特征的思潮直到“一次大战后才显其重要性”。(注:艾恺:《民初时代的文化守成论者:在世界史视野上的中国反现代化思潮》,见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中华民国初期历史研讨会论文集(1912—1927)》(下册)1984年版第1025、1079页。)就二十世纪初年的中国而言,这一思潮的形成,除了一般文化保守主义对传统的依恋外,还与以下二个因素的刺激直接有关。
一是西方列强侵华程度的加深以及由此带来的严重民族文化危机感。虽然民族文化危机感的产生并非始于二十世纪,但在此之前,这种危机感至多只是局部的而非整体的。鸦片战争以后,一部分明智的官僚士大夫和知识分子已察觉到中国文化的某些缺陷,不过其最初的着眼点大多集中在制器制物等技术方面,以后才逐渐注意到经济及某些*制度问题。直到十九世纪末,大部分人对于中国文化的主体依然十分自信,以为“五伦之要,百行之原,相传数千年,更无异义,圣人所以为圣人,中国所以为中国,实在于此。”即西人对此,亦未尝尽废。故法制、器械、工艺可变,而伦纪、圣道、心术皆不可变,“今日学者,必先通经以明我中国先圣先师立教之旨,考史以识我中国历代之治乱……然后择西学之可以补吾阙者用之,西政之可以起吾疾者取之,斯有其益而无其害。”(注:张之洞:《劝学篇》“明纲”、“循序”。)连持维新观点的郑观应也主张:“器可变,道不可变,庶知所变者,富强之权术而非孔孟之常经也。”(注:郑观应:《危言新编·凡例》。)然而庚子事变后,瓜分危机的空前加剧和西学输入潮的急遽涌起,不但极大地打击了这种盲目的中国文化优越感,还使一些爱国学者对中国文化的未来命运、特别是西方列强利用其文化优势实行侵略扩张的“灭国新法”产生了严重的忧虑,其时充斥在《国粹学报》上的各种“保教存学”言论便十分典型地反映了这种思想动向。在他们看来,数千年来中国社会虽屡经衰乱,但文化上却始终一脉相承,从未遇到过强有力的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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