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从一般生产劳动中分离出来的从事精神劳动的阶层——所谓士人，只是作为*的附属物而存在，所以，传统社会的各种精神生产部门也只能是以*的附属物存在和发展。学者治史习文，讲经论道，都只是为了阐释统治思想——儒学，而不是为了生产和积累文化。同时，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社会，也没有这种文化创造活动的需求。诸种因素的制约，使得各种文化生产活动及其成果——各种近代科学，如科学、技术、知识、理论、哲学、文学、艺术等等，不能在中国产生并形成专门的行业，而只能通过西学东渐的途径，从西方传入近代中国。
近代型知识分子群体的产生和形成，使这种状况发生了变化，新式知识分子与旧式士人不同，他们逐步与政权相分离，不再是官僚阶层的候补者，他们从事于各种近代化的文化行为，不以进入仕途为惟一的价值体现，并且以保持对政府的独立批评者地位满足。这就是新式知识分子逐步成为精神文化的生产者。大量的新式知识分子投身于教育、新闻、出版、金融、公司企业、商行等新式行业，使知识分子在做官的传统“行业”之外，成为医生、教师、记者、编辑、科技工程人员等各种专门人才，不仅在观念上，也在实际生活中承担了文化生产和传播者的角色。
伴随着新式知识分子的出现，中国文化的近代转变更加显著。文化从儒学的藩篱中挣脱出来，开始具有了近代的意义。其重要表现便是开始形成了分离于儒学而独立存在的各种近代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和人文科学等学科、并因此形成了相对稳定的教育界、文学艺术界、哲学人文科学界、科学技术界的专业领域。新式知识分子在这些领域中辛勤地耕耘，介绍和传播西方的近代自然与人文科学知识，或者使中国古老的学科发生了近代的转变，或者引进和建立了近代西方的各种专门学科，从而在整体上推进了中国文化的近代转变。尤其重要的是，新式知识分子通过独立的、近代意义上的文化创造活动，逐步而切实地改变着社会的心理结构和生活方式、价值系统，从而推进着近代中国的民族传统、心理素质、思维方式等方面的变革，建构起新的文化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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