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所谓时、月、日之例，讥、贬、绝之辞，尊、亲、贤三议都是公羊学原有义，但以之为《公羊》中的“三科九旨”，却是以小作大，不能发挥《公羊》在*和历史上应有的影响和作用。我们所谓公羊学是指自公羊学开始直到东汉何休。何休之总结《公羊》虽然和当时的社会具体情况脱节，但却是公羊派应有的总结，这种总结保存了公羊学丰富的内容，也保存了公羊学优良的传统。这种总结在清朝末年康有为的变法运动中发挥了应有的作用。孔广森的《通义》，是以朴学精神治《公羊》，不本何休，而出自他本人的归纳，这是一种平凡的归纳，缺乏公羊学原有的闳肆见解和富于理想的开阔议论。虽然他就《公羊》而论《公羊》，免于“反传违戾之失”，但无与于学术思想的发挥。

《公羊通义序》是孔广森系统的发挥《公羊》义理的文章，他认为《公羊》与《孟子》相合，孟子是最善言《春秋》的，他说：

“东汉时帝者号称以经术治天下，而博士弟子因瑞献谀妄，言西狩获麟，是庶姓刘季之瑞，圣人应符为汉制作，黜周王鲁，以《春秋》当新王云云之说，皆绝不见本传，重自诬其师以召二家之纠摘矣。然而孟子有言，《春秋》天子之事也。《经》有变周之文，从殷之质，非天子之因革耶？甸服之君三等，蕃卫之君七等。大夫不世，小国大夫不以名氏通，非天子之爵禄耶？上抑杞，下存宋，褒滕薛？娄仪父，贱谷邓而贵盛？，非天子之黜陟耶？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四裔，殆所谓天子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者与？愚以为公羊学家独有合于孟子。乃若对齐宣王言小事大，则纪季之所以为善，对滕文公言效死勿志，则莱候之所以为正，其论异姓之卿，则曹羁之所以为贤，论贵戚之卿又实本于不言剽立以恶衍之义。……故孟子最善言《春秋》。岂徒见税亩、伯于阳两传文句之偶合哉”（《春秋公羊通义序》）。

这是《孟子》与《公羊》相通考，《孟子》、《公羊》思想体系绝不相同，也没法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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