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治，有不纯臣之义，故各得纪元于其境内，而何劭公猥谓，唯王者然后改元立号，《经》书‘元年’为托王于鲁。则自蹈所云‘反传违戾之失’矣。”这不是在鼓吹大一统，是在鼓吹分裂了，这是自有公羊学以来不曾有过的义法，也是不可能有的义法。《公羊传》隐公元年首先发挥“大一统”的理论，它说：“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后来封建王朝之所谓“奉正朔”，即以之作为“大一统”的象征。而孔广森避此而不谈，以为古者诸侯分土而守，分民而治，各得纪元于其境内。这不是公羊学原有义。孔所云云是古代历史的真实情况，而《公羊》是历史哲学，他们是就历史记载（《春秋》）发挥自己的历史学说。不是何劭公曲解，而是孔广森自蹈“反传违戾之失”，而且这种不纯臣的现象到乾隆时已不存在，如果说还有类似典型的话，当时的曲阜孔家是一个，清初的三藩也还类似，三藩已不存在，而孔家还在何朝廷争夺土地和人民，这是分土而守，分民而治，而且有不纯臣之义。存在决定意识，孔广森为自己的贵族地主地位作辩护。
公羊学的*理想和他们的历史观分不开，公羊学的历史观近于荀子的法后王，而把理想的社会放在后来，但孔广森于此毫无发挥，他似乎不理界公羊学派的“三世说”，“三世说”是公羊学“三科九旨”的主要内容之一。这在何休的《春秋文谥例》中曾有明确交代，一直到清末的公羊学家都集中到“三科九旨”上加以发挥，但孔广森却驳斥何休，以为他是“志通《公羊》，而往往还为《公羊》疾病者也”。他说：“《公羊》者旧有新周故宋只说，新周虽出此传，实非如注解。故宋传绝无文，唯《谷梁》有之，然意尤不相涉。是以晋儒王祖游讥何氏‘黜周王鲁，大体乖？志通《公羊》，而往往还以为《公羊》疾病者也’”（《春秋公羊通义》定公十六年）。他不相信何劭公的“三科九旨”，而另立自己的“三科九旨”，道：
“夫周纲解弛，鲁道陵迟，攻战相寻，彝伦或熄，以为虽有继周王者，犹不能以三皇之象刑，二帝之于羽，议可坐而化也。必将因衰世之宜，定新国之典，宽于劝贤而峻于治不肖，庶几风俗可渐更，仁义可渐明，政权可渐兴。乌乎托之？托之《春秋》。《春秋》之为书也，上本天道，中用王法，而下理人情。不奉天道，王法不正；不合人情，王法不行。天道者：一曰时，二曰月，三曰日。王法者，一曰讥，二曰贬，三曰绝。人情者，一曰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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