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我们所指出的，庄存与所处的时代，是一个新社会正在萌芽的时代，新的社会力量萌芽，新经济因素萌芽，新的意识形态也在萌芽。这些新萌芽在冲击着旧有的统治秩序、旧有的经济关系、旧有的思想作风，因之道德标准也在变换着。庄存与作为多变的公羊学者本来应当适应或者推动这种变换，但也如我们曾经指出的，他是巩固旧秩序的公羊学家，打算以变来维护不变，所以他说：“乱天下之大防者晋也。诸侯以晋为正，实以力为正，自时厥后，苟有力其从之。何知仁义，以享其利者为有德。其机在此，此谓大恶”（《春秋正辞·诸夏辞第五》）。晋为春秋时强有力的大国，公羊学虽然肯定晋文之伯业，但庄存与仍然以为自时厥后，屡乱天下之大防，而诸侯以之为正。所谓“乱天下之大防”即乱旧的统治秩序，旧的秩序被扰乱，于是而有新的道德规范。在过去，比如西汉，因为新型地主阶级出现，司马迁曾经说：“何知仁义，以享其利者为有德。”事过千余年，庄存与又重复这个问题，这意味着更新的阶级在萌芽，新的事物在萌芽，旧道德将被扬弃，所以他也说：“何知仁义，以享其利者为有德。”在《外辞》中他又提出“窃钩者诛，窃国者诸侯”。这也是司马迁强调的道德学说。阶级关系不是永久不变的，新的阶级在日渐强大，他们有他们的价值观，他们有他们的道德标准。恩格斯在批判杜林的时候指出：

“一切已往的道德论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而社会直到现在还是在阶级对立中运动的，所以道德始终是阶级的道德；它或者为统治阶级的统治和利益维护，或者当被压迫阶级变得足够强大时，代表被压迫者对这个统治的反抗和他们的未来利益”（《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二年版，第一三四页。）

“何知仁义，以享其利者为有德”，既可解释为统治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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