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北京传教士团巴拉第·固礼·卡尔波夫向英法联军提供了大量军事情报，特别是在京津地区的中国驻军及武器装备情况。1860年英法联军再度由天津入北京，就是根据固礼关于清军在大沽设防严密、而北塘“毫无戒备”的情报，由北塘登陆获得成功。沙俄驻华公使伊格那提耶夫对固礼的工作倍加赞扬，他说：“在上帝的保佑下和修士大司祭的建议下，……有可能同中国签订北京条约，使俄国得到乌苏里一带的广大地域和很多在中国的特权”。（注：格列勃夫：《北京东正教传教士团的外交职能》，第22-23页。） 

披阅西方传教士在华活动的历史，可知在近代中国影响最大、给人们印象最为深刻的莫过于层出不穷的民教纠纷和连绵不断的反洋教斗争。产生这些纠纷和斗争的重要原因之一乃是教会势力除凭借不平等条约规定的领事裁判权、传教权为非作歹外，还依据内地置产协议，或直接购买，或指示教徒盗买盗卖土地房产、直至强占房产，霸占耕地，进行残酷的封建剥削。当然，近代反洋教斗争的矛头绝大多数是针对法国天主教的。这与法国天主教所属教会在华活动的方式、特点相联系。新教教会更加注重他们所在国的商业利益及思想文化方面的长远影响，不像法国传教士那样注重在农村发展教会统治网和进行封建剥削，这样就避免了许多传教士、教徒与当地群众的直接、正面的对峙。早期维新思想家王韬说：“因教以滋事者，大抵天主教居多”，“唯耶稣（新教）一教，不与天主教同日而语”。（注：王韬：《弢园文录外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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