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东正教势力在近代中国是远远不如天主教和新教的，然而它的“名声”却比前者要差得多。正如他们自己宣传的那样，在华的东正教传教士的宗旨不是传教，而在于*。北京传教士团与沙皇政府关系十分密切。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它担当着沙俄驻中国正式外交使团的职责，它的大主教也是由政府挑选和任命的。 

东正教的活动经费主要由俄国国库提供。起初每年拨付6500卢布，从1820年起增至16250卢布。（注：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编《沙俄侵华史》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34页。）后来从庚子赔款中又获得了13.8万两（1两＝1/32千克）白银用于置产。到1917年，东正教在中国设有教堂37座，神学院一所，男女学校20所，气象台一座，企事业单位计46家。（注：费·英诺肯提乙：《中国的东正教会》，《教务杂志》1916年第10期。）虽然东正教置产的数量有限，教务也很不发达，但教士们以“搜集有关中国及其领土的可靠情报”为己任，参与策划沙俄对华的领土掠夺，对中国造成的危害比天主教和新教更为严重。例如，19世纪50年代，当沙俄向黑龙江地区扩张的时候，莫斯科都主教英诺森就充当了扩张分子穆拉维约夫的顾问，提出过占领黑龙江的步骤和方法。为了表示对英诺森的奖赏，穆拉维约夫就把占领中国的城市海兰泡易名为“布拉戈维申斯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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